在第十四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来临之际,外界再次聚焦中国的人权纪录,而强迫失踪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压迫工具。那些被失踪者的家属面临着亲人杳无音讯的痛苦、恐惧与无助感。
本周五(8月30日)是联合国确立的第十四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值此时间节点,中国的人权纪录再次受到外界关注。然而,面对中共当局一再泛化强迫失踪的打压行径,多位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家属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悲观。
联合国大会1992年通过第47/133号决议《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宣言》,并在2006年通过采纳《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宣言》强调:“违反其本人的意愿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他们的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鉴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强迫失踪或非自愿失踪,特别是构成强迫失踪行为中被逮捕、拘留和绑架事件的持续增多,联合国大会2010年通过一项决议,确定8月30日为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并于2011年开始纪念。
就在本年度纪念日的前几天里,中国人权律师王宇周三(8月28日)在前往苏州参加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庭审的路上,再次遭遇强迫失踪。
图为2020年11月王宇律师(右)与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左)会面。王宇2024年8月28日在前往苏州参加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庭审的路上,再次遭遇强迫失踪。(许艳X平台)
王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告诉本台,好在王宇在消失11个小时后,与家人通话报了平安。然而这一次已非王宇第一次“被失踪”,他感慨说,强迫失踪这种打压手段的普遍应用,也验证了中国警权无限扩大的现实。
“我感觉就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一个国家的行为,(强迫失踪)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你要是稍微不顺从,他们(中共当局)马上就以公权力强制限制你的自由,把你控制住,为了维护某种他们认为的稳定。”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权力腐败和权力暴行。”
包龙军说,强迫失踪这种手段是中共当局打压异议的典型手段,回溯过往历史比比皆是。但自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非法手段的应用愈发变本加厉。
他说:“这就是权力大于法律,公权力的恣意妄为,因为缺少监督和制衡必然产生的后果。”
被誉为“中国良心”的人权律师高智晟于2017年8月13日第三次失踪,截止到目前,外界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截至本年度的强迫失踪受害者纪念日当天,高智晟已经“被失踪”七年十七天。
已经"被失踪"”七年多的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维权网资料图片)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提及高智晟七年杳无音讯时,几度痛苦大哭。她说,高智晟只是逼迫统治者回到法律层面上、按照人民的要求统治国家,要求何等的低。
她说:“像高智晟这次失踪,七年零十七天,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说法,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都没有。(中共当局)还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像高智晟这种说真话、为人民办事的人。”
耿和说,不仅高智晟生死未卜,整个家庭都受到株连,甚至全家的身份证都被当局没收。“全家人的身份证早早都是没收了,不低于十五年。给家人不管是工作、生活、就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就把你控死了,说白了你就不能出门。”
她还透露,高智晟的姐姐因亲眼目睹中共当局破门而入逮捕高智晟,而长期生活在恐惧中,长期的心理压力导致精神恍惚,于2020年5月跳河自杀。连耿和的姐夫亦因身患癌症,每次领取处方药时都需要前往有关部门把身份证“借”出来,但这期间所受的种种羞辱令人难以启齿。最终耿和的姐夫不堪压力,用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说:“我到了美国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一直不断地去寻找高智晟。跟我爸爸只有一次通话,这十五年来这一次通话就是断绝关系。”
耿和哽咽着说,她和母亲也只通过一次电话。即使在她母亲患老年痴呆症期间,她的母亲还安慰她说“你不要着急,我给你去找小高。”但断绝关系并不能保护国内的家人,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家人连附近的公园都无法通过识别身份证进入。
高智晟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其他维权人士和律师也面临着相似的命运。据中国大陆良心犯数据资料库显示,从2019年1月至今年8月30日,共收录高智晟、彭立发、克尤木·穆罕默德、曲桑嘉措等33位被强迫失踪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