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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共红军创立人之一的龚楚,与毛泽东、朱德齐名。他在参与1927年南昌暴动后上了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组成红军“前敌委员会”,红四军组成后被称为“朱毛龚”(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但在1935年5月2日,龚楚却突然只身走人,脱离了中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就根据《龚楚将军回忆录》等资料,跟大家一起探讨龚楚脱共的原因。
“红军第一叛将”
曾与毛泽东、朱德齐名的龚楚,是中共红军早期极少数的高阶将领之一。他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动湘南暴动。1929年和邓小平等领导了广西百色暴动,他也曾被指派去领导秋收起义。龚楚曾历任红七军参谋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部队被迫西撤后,龚楚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他最后一个中共职务是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
这位中共红四军创建者之一、中共元老级人物,却在1935年5月2日留下一份“脱离声明”脱离中共,成为史上“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脱共”5大原因
第一个,是红四军少校参谋林野夫妇被杀事件。
林野是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1928年初参加朱德发动的湘南暴动,任中共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
林野出身地主家庭。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时,他父母被当地中共农会在暴动中杀死。当地干部担心报复,要求朱德将林野交给他们,被朱德拒绝。
1930年6月,中共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任军参谋长。因工作中得罪了军政委谭震林,他被调去当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秋,中共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突围求生。林野任突围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将他调回留守部队工作。
林野回到江西瑞金时,妻子从福建来团聚。小夫妻久别重逢,很高兴。
林野的父母是被中共杀害的,中共担心其“谋反”,当时中共“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谭震林,与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合谋,在林野夫妇吃完晚饭回住处的路上,将其杀害。
事后,两个奉命杀人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了整个过程。一对年轻恩爱的夫妻,并没有犯什么错。林野在父母被害之后,又与妻子双双被害,这件事对龚楚的刺激非常大。
龚楚“脱共”的第二个原因,是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滥杀。
1934年6月中旬,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无进展,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对红军进行了严密整肃。所谓“严密整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龚楚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当时,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带走后,多数人就失踪了,不宣布任何理由与消息。当时被撤职审查的官兵有数千人。为处置这一大批人,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处,设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
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残忍的,就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
“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让龚楚感到压抑而“脱共”的第三个原因,是无端被批斗被开除党籍。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冶局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由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的农民政策: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周恩来讲:“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地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分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在会上,龚楚婉转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被周恩来以“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加以压制。极左政策被通过并强制执行。
后来,在周恩来主持的大规模思想斗争会上,龚楚因为在广西右江主持苏维埃运动时,没有大开杀戒、消灭土豪乡绅,被指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龚楚被迫违心检讨,之后继续接受批斗。一个年轻干部还无中生有,说他生活腐化,用一千元娶妻,令他忍无可忍。
最后周恩来宣布,开除龚楚党籍一年,送红军大学学习,以观后效。
打AB团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是龚楚“脱共”的第四个原因。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信说,大量反共的AB团分子“充塞领导机关”,需要肃清他们。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搞了半个多月的“快速整军”,在4万红军中肃清“AB团”4千多人。12月,反毛泽东的“富田事变”爆发,毛趁机大搞反AB团运动,造成中央苏区,大量红军被杀。
杀了多少呢?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是7万人,中共上将萧克回忆录中提到10万人。负责杀人的,主要是政治保卫局。
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仅仅因与参谋长赵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不同意见,1932年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除政委与政治部主任,红军中各级长官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被跟随多年、奉命监视他的特务警卫林某击毙。
龚楚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第五个让龚楚决心“脱共”的原因,是民众遭受的苦难令他异常痛苦。
龚楚回忆说:“1933年4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地告诉我:‘30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人,请他查明办理。”
“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中共无人性带来的是破坏
看了上面五个原因,龚楚选择脱离中共,是不是就不奇怪了?
龚楚曾经反思说:“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理想幻灭,认清了中共真面目,可能是龚楚最终下决心脱离中共最重要的原因。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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