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经常说：“Shinzo（晋三），虽然你这么说，但真会像你说的那样吗？”话语间透著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日本曾经承诺，要将美军在冲绳县的普天间空军基地迁到“县外”。我猜想当时民主党政权曾向美国拍胸脯保证，可到头来，还是搬到名护市边野古。1这似乎让奥巴马产生了疑虑。听说奥巴马原本也对拍胸脯说“相信我”的鸠山由纪夫首相寄予厚望。毕竟他们都是自由派。所以，他可能强烈感受到日本辜负了美方的信任。
──川普总统一直强调“美国优先”，情绪化的言谈风格引人注目。单就消极面对国际协调这一点，他也是位极为特别的总统，您过去见过这种类型的政治领导人吗？
完全没有。川普是企业家出身，完全没有碰过政治和行政。所以，他的思维方式与传统政治家不同。川普试图将在商界取得成功的经验手法带到国际政治。那就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主义。
但是，政治和商业毕竟不同。企业追求利润，但国家倘若只关心利润，民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政治人物的职责就是权衡协调各种利害以解决问题。
我在第一次执政期间，以及过去所接触的美国领导人，都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很清楚“自己是西方世界的领袖”。无论是克林顿、小布希，还有我第二次组阁时打交道的奥巴马，都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立场。
但川普和他们不一样。他认为，“凭什么要美国替西方各国承担义务？”包括美国该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阵营，以及以中俄为核心的威权、霸权主义国家相互对峙的结构中，联合西方各国，采取改变中俄的行动，这些问题川普基本上并未深入思考过。在他看来，美中间就是贸易平衡问题、美俄间就是安保问题，以此类推。他只是从两国间的关系来思考问题。
回顾历史，世界发生战火冲突时，比如波斯湾战争或中东内战，即便欧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最终还是得仰赖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川普虽然对同盟国喊话：“什么都要靠我们，真是够了！”但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其实也没错。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国，都必须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对川普说，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 A T O）在内，日本也愿意出力，希望说服他扮演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在通商和贸易领域，主张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优先这一点尚可接受。但若在安保政策上，美国仍只顾自己的利益，就形同放弃了身为国际社会领袖的地位，如此一来，世界必定动荡四起，引发更多纷争。我曾多次提醒川普，“国际社会的安全，需要靠美国的存在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 S C）官员和我拥有一致的观点，该会议的事务官们还一度想透过我来改变川普的想法。
──您与川普总统经常进行首脑会谈和电话会谈，您和他之间是否曾约定要定期会晤？
没有约定。但川普经常跟我说，我们只要出席同一个场合，无论如何都要见个面。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年，中曾根康弘首相也是透过与雷根总统多次会面，努力传达“日美关系稳如泰山”的讯息。我相信那是支持中曾根政府的原动力。我的父亲（外相安倍晋太郎）也一样。他很重视与雷根政府时期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的关系，每次出席同一场国际会议时，都会进行外长会谈。当时我身为父亲的秘书，从旁观察，也深深感受到举行会谈的重要性。
尽管川普致力于“美国优先”，但有时他也会对所推动的政策是否可行感到不安。那时，他会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意见。他之所以对我推心置腹，视我为咨询对象，我认为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二○一六年秋天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我是第一个致电祝贺、并立即飞去见他的外国领导人。
与美国总统的电话会谈也一样。和奥巴马的电话会谈通常很短，一般只讲十五到三十分钟。那时我以为，美国总统因为公务繁忙，挤不出太多时间通电话。
但是川普不一样。他会花很多时间讲电话。川普随便就可以讲一个小时，兴致一来还会说上一个半小时。有时才通话到一半我就累了。至于我们都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呢？一般来说，正题在前十五分钟就结束了，后半七、八成时间都在聊高尔夫球，或是批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有时，在首相办公室陪同我进行电话会谈的官员们会露出，“不知道川普还要聊多久高尔夫球？”的困惑表情。要是闲聊实在没完没了，我就会想办法拉回正题，然后为对谈做个总结。
领导人之间要建立信赖关系，重要的是彼此能敞开心扉。我总是诚实地向川普表达我的想法，我认为川普也真诚地与我分享了他对许多议题的看法。
川普最后也对我表达了赞许、或者说更接近半恭维的话。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我宣布辞职后的电话会谈中，川普说：“在贸易谈判中，我们可能对安倍先生让利太多了。”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牵着秋田犬“小梦”欢迎首相的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第一次内阁和第二次内阁期间，您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二○○○年五月至二○○八年五月、二○一二年五月在任至今）总共会谈过二十七次。在您看来，普丁总统是外界眼中硬汉形象那样的人物吗？
普丁总统表面上给人一种冷漠不易亲近的感觉，却出乎意料是个爽快的人。实际见面时，硬汉形象并没有那么强烈，而且他很爱说黑色笑话。
普丁于二○○○年五月正式就任总统。森喜朗则是在二○○○年四月就任首相。由于森喜朗首相对于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再加上当时双方都是初上任的领导人，所以他极力鼓动普丁进行和平条约谈判。可惜，一年后森喜朗就辞职了。继任的小泉纯一郎首相，很遗憾地在对俄关系上的热情大大不如森喜朗，日俄关系也就随之冷淡。
我就任首相后不久，于二○○六年十一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第一次见到普丁。当时，我希望仿效森喜朗内阁的做法，让日俄关系有些进展，并打算安排隔年出访俄罗斯。但后来我的健康状况恶化，就未能成行。
直到二○一三年四月，第二次执政之后才实现访俄的计划。不过在那之前，我先请森喜朗担任首相特使，与普丁会面，进行事前准备工作。然后我才前往莫斯科，和普丁举行会谈。并且针对北方领土问题发表日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确立了“将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方针。此次出访莫斯科，是我展开领土谈判的起点。
──一般认为，两国领导人互相访问对方的国家，是外交上的礼节。相对于您曾多次访问俄罗斯，普丁仅在二○一六年十二月访问了您的家乡山口县，以及二○一九年六月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仅两度来访日本。可以理解为，您并不拘泥于互访的外交礼节吗？
我不太在乎这种事。当我眼前有个极力想解决的问题时，自然要不断去访问、顽强地去谈判，好设法解决问题。
二○一四年二月，冬季奥运在俄罗斯索契举办。但就在前一年，俄罗斯政府收紧了对性少数群体的监管，并对宣传同性恋者处以罚款，导致欧美各国以此举“侵犯人权”为由，群起反弹。美国奥巴马总统、法国欧兰德总统等人皆缺席开幕式。在各国对俄罗斯发起抵制之际，我认为这（对日本来说）是个机会，所以我参加了索契冬运的开幕式，并举行日俄首脑会谈。
俄罗斯在二○一三年国际奥委会总会上，支持东京举办奥运。当时也有些国家在俄罗斯的游说下，将手中的一票投给了东京。那次访问索契，我们也为此表达感谢之意。
普丁牵着秋田县知事赠送的秋田犬“小梦”，在索契的总统官邸迎接我的到来。当我拍拍“小梦”的头时，普丁以半威吓的口吻对我说：“不小心，它就会咬人喔！”但随后又于会谈中说了好几次“斯帕希巴”（俄语的谢谢），反复感谢我的来访。
二○一六年五月，我和普丁再次于索契会晤，同意透过“新的方式”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所谓新的方式，就是以包括促进远东地区产业振兴、能源、先进技术等八项经济合作计划为支柱。我们从那时起所启动的策略就是：向俄罗斯传达出“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并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都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外交行动”的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