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将近二百年的近代史,其实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近日分析,其中,有尽管“中国式”但毕竟强调现代化的时期,比如洋务运动、南京新政、毛后改革,也有“中国式”压倒现代化以至排除现代化的时期,习近平之前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时期。前一种情况下,中国在取得现代化方面都有进步,但伴随的弊病也都很大,这些弊病首推贫富悬殊与官员腐败;在后一种时期,现代化没有进展,社会陷入巨大的灾难,这些灾难包括贫穷与饥荒,也包括暴力泛滥与人们的基本权利受到践踏。
当然,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的制度的兴起以及类似毛的那种治国路线,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类型。就是说,那也是在追求现代化,不过不是以西方模式去实现现代化,而是另辟蹊径,甚至在根本上否认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价值与制度安排,要实现的是某种“另类的现代性”。
我不否认共产党制度蕴含的某些现代性因素,原因很简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当然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现象;共产党所赖以成功的多种手段,从组织到宣传,也都是现代手段。可是,不管它有多少现代性,甚至具有创造性的现代性,但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共产党制度没有能够在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要说那一套是“另类现代性”,我看应该称之为“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现代性”。
更重要的是,那一套不仅无法实现现代化,而且总在阻碍现代化,总在制造在现代化社会中不容易出现的前现代化类型的社会灾难。现代化社会就总体财富来讲是脱离了贫穷的,更不可能有饥荒,也是保障基本人权、从制度上制约暴力泛滥的社会(我知道,有人会拿美国的“枪支泛滥”说事,这正是那种以西方的弊病来合理化中国制度的思维套路。不妨问一句:毛的文革中暴力泛滥,和美国的“枪支泛滥”相比,哪一种造成的社会灾难更多更大?)。所以说,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那种“另类现代性”,说词是克服现代化的弊病,结果是制造出反现代化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