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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杀文:38年前,蒋经国松口“解严”,开放党禁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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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不分朝夕被封半月,今日晚间解封。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关注本号。

38年前的今天——1986年10月9日,台湾新闻局证实,蒋经国于前一天接受《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及《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两名编辑的访问,表示国民党当局将提议解除已在台湾实施37年的“戒严令”。

这一决定非同寻常。2007年7月21日,傅国涌先生在《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蒋经国争得政治变革的主动权,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闻道不分朝夕”特此转载该文,原题为“蒋经国与台湾‘解严’”。缘于可以理解之故,转载时略有编辑。

20年前(本文发表于2007年,下同——“闻道不分朝夕”注),风烛残年却在岛上拥有绝对权威的蒋经国宣布,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台湾解除“戒严”,从而结束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

在“戒严”体制下,“警备总司令部”可随时进入公民家中检查户口,审查和惩罚书报杂志,可制止、解散公民的游行集会,可禁止公民罢工、结社,可对公民的出入境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可任意拆阅、扣留或没收公民的私人邮件、电报,乃至以军法来审判非军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话,“宪法”赋予公民的大多数基本权利几乎都被无情剥夺。

诚惶诚恐地在这种“老虎”体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岛上民众终于迎来了“解严”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此反应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淡,没有出现人群纷纷涌上街头狂热欢庆的景象。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并不突兀。在此之前,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破壳而出,无疑是对“戒严”体制和国民党权威的一次正面挑战,按他们的统治逻辑和思维惯性,那是一定不会容许的。

其时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到7年,被军法审判的民间反对精英还在狱中苦熬,一时台北上空阴云密布。没有想到的是,老态龙钟的蒋经国权衡再三,认为国民党不能再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以变应变,决定对新生的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不承认,不取缔”,实际上默许或者说容忍了民进党的客观存在。

蒋经国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20多年后,我们不妨把这番话看作是他的“革新宣言”。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利大于弊,对内争取民心,缓解社会冲突,化被动为主动,对外顺应潮流,改善对外形象。他因此争得政治变革的主动权,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一个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晚年的蒋经国夫妇

对民进党来说,这也不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而是长期不懈追求的成果。

在正式组党之前,党外批评时政、呼吁民主,以及参选地方公职、民意代表的努力一直在顽强地持续,并由此形成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政治性社团。如果再上溯到雷震等人倡议组党的时代,他们已苦苦追求了三十年。

20年前发生的这段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领袖与民间力量的良性互动,其结果是双赢。

有人说,蒋经国以温和态度应对民进党的诞生,是因为考虑到镇压的成本很可能比宽容还要大。这个说法诚然有一定道理,那几年,因为丑闻频发使他的统治陷入了困境。

1984年,《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在美国遭台湾情报部门暗杀。1985年,台北发生官商勾结、坑害数千储户的“十信案”。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湾的对外形象大大受损。与此同时,海峡彼岸因为经济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受到国际瞩目。压力之下,蒋经国也在寻求新的应变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不过,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蒋经国从默认民进党到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无奈的抉择,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

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

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正式诞生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毫无疑问,蒋经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有国际的背景特别是美国的影响,有岛内民间反对运动持续不断地抗争,民意不可违,还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他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

疾病缠身的他蒋经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

有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政治人物,他的取向、选择往往能决定历史的走向。蒋经国正是以他暮年的作为而名留青史。

20年前,他解除“戒严”,使台湾在他身后顺利完成代价最小、不流一滴血的政权交接,使台湾人民从此不仅享有繁荣的经济,富足的生活,同时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选举的自由。

无论台湾还有着怎样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世人对台湾今天的民主化有着如何不同的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弥漫着活力的开放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

这一切固然是半个多世纪来包括雷震、殷海光在内的几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但也离不开蒋经国20年前的远见和决断。没有他,岛上的民主进程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历史究竟是由具体的个人创造的。

台湾解严38年了。没有解严,就没有今天的台湾;那么,从尽可能真实的角度看,解严前后的台湾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先知书店三本相关好书:

其一,《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林孝庭著,讲述冷战背景下,台湾的立场与选择。

本书为作者过去十年来,从美国、英国与台湾各地的学术与史政档案机构所收集的档案中爬梳而来,书中包含大陆读者十分难得的宝贵资料,内容涵盖美国与冷战初期的中国边疆、蒋介石朝鲜战争关系探源、冷战初期蒋介石的“敌后工作”与“第三势力”、台海危机与两岸密使、冷战高峰时期的西藏问题、东南亚冷战场上的蒋介石、冷战与台湾研发核武争议等等。

沈志华先生十分推崇本书,他说:要全面、真实地了解冷战时期美台关系、国共关系,特别是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对外政策的目标、内涵及结果,本书是一部必读之作。

本书作者林孝庭,系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博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研究员、胡佛档案馆亚洲馆藏部主任。专研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军事、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中英外交史、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冷战时期美陆台关系等。

其二,《台湾战后七十年》,陈世昌著,一部个人视角下的战后台湾史。

本书完整叙述了台湾战后70年历史真相。戒严时期十大政治事件(如孙立人案、雷震案)、台湾政党轮替始末等等,作者都有因果始末分析。

作者一一评述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马英九、陈水扁等人物的功过得失,大陆、台湾、美国的三角关系等等。写法上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一针见血(譬如朝鲜战争如何救了国民党,意味深长)。

其三,《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著,林添贵译,全面展现一代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

客观:作者陶涵曾任美驻华外交官,哈佛学者。他以局外人视角,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无人能及。

深入:陶涵查阅了大量机密档案,遍访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美国军政要人,对那一时期复杂的中美、台美关系的了解程度前无古人。

细致西安事变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蒋介石与宋美龄琴瑟相和,俩人政见相左时他如何抉择?蒋介石遭遇尼克松背叛后作何选择?作者以有温度的笔墨,再现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颠覆:本书全面呈现复杂矛盾的蒋介石,展现其作为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还原了一个最真实的蒋介石。

今天这个时代,一言难尽。真正的好书越来越难求,能遇到不容易。对先知书店上述三书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一键拥有。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闻道不分朝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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