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9月24日,央行宣布创设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首期5000亿,首期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3000亿。这是中共史上第一次。
之后A股暴涨,上证指数七八天就涨了1000点,攀上3600多点的高位。然而,A股毕竟被人称为“垃圾股市”。10月9日,A股坐上“过山车”,三大指数齐跌,股民哀嚎一片。之后震荡下行,至10月21日,上证指数报收3268.11点,较3600多点高位下挫400点。
需要指出的是,A股被引爆,并非央行这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直接作用,而是社会上压抑已久的投机、投资欲望因为央行的政策宣示而被释放出来了。事实上,央行这两项政策工具分别在10月10日、10月17日才落地。
其实,A股暴涨,当局始料未及,也并不乐见。当局渴望的是“长年牛市”,希望中长期资金入市。而且,大量投资者匆忙从银行赎回理财产品、转让大额存单,甚至“借贷炒股”(如使用消费贷来炒),风险巨大。
因此,10月8日,央行主管媒体《金融时报》称,金融管理部门已对商业银行发出窗口指导,要求其严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三天内,超30家中小银行密集“示警”。部分大行也开始表态。10月18日,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央行行长潘功胜也明确表示,信贷资金不可违规流入股市,这是金融监管的一条红线。
但是,欲望一旦被释放,就难以收住;而且,一旦欲望与A股扭曲的制度、当局的错误政策相结合,灾难就是必然的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股市平均几年就会发生一次股灾的原因所在(如果以跌幅在20%以上作为大跌的标准,本世纪头20年股灾已有十次,详见笔者“经历太多股灾股民终要觉醒”一文)。
A股制度之扭曲,众所周知。这里仅以最新创设的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例,浅谈当局相关政策的问题。
其一,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以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分股等资产为抵押,从央行换入国债、央行票据等高等级流动性资产。固然,SFISF与美联储创设的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存在相似之处,均“以券换券”,不涉及大规模基础货币投放,不会直接影响资金面。但是,TSLF诞生于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其主要目的是缓解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压力,与SFISF提振股市的目的不同。两者在资金用途、抵押品、期限以及质押率等方面有较大区别。更重要的是,美国股市规范,美联储启用TSLF工具对美国股市有正向效果;而A股极不规范,SFISF的效果实难预料。此外,股市、债市资金恰似跷跷板,如果SFISF引导部分资金转向股市,或对债市产生利空,当局恐怕顾此失彼。
其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关于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在国际上很普遍。比如,苹果公司自2013年初以来共回购了价值7006.1亿美元的普通股,已发行股票数量较峰值时减少了42.24%。如果苹果在过去11年里没有花一分钱回购股票,则其过去12个月的每股收益将仅为3.87美元,而目前的实际水平为6.50美元以上。但是,一如苹果,国际上企业通常会使用自有资金而非借入资金来回购股票;如果利用贷款回购股票,这其间的风险和损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况且,A股本身就存在系统性风险。
关于主要股东增持股票,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中国股市的一大痼疾是“一股独大”,大股东持股往往在60%、70%以上,公司治理结构长期畸形。一直有专家呼吁将大股东持股比例降至30%以下。现在当局支持主要股东增持股票,不是反着走路吗?
通过以上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当局在经济大盘动摇的形势下,把希望寄托于刺激股市复苏(迹象是:9月24日央行等三部门首先开新闻发布会,26日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之后、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等才陆续开新闻发布会);而股市复苏,又乞灵于一些从国外抄来的似是而非的货币政策工具,全然无视中国股市之高度扭曲和社会投机心理之强烈。
因此,当局的支持股市政策,必然引发股市的剧烈震荡,最终难免以股灾收场。
对中共而言,最可怕的是,当前的大形势,如果再发一次股灾,自己会不会下台?
回顾历史。清廷亡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直接源于武昌首义。武昌首义成功关键因素之一是,湖北新军被清廷调去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致使武昌城内空虚。而“保路运动”的导火索,则是1910年上海股灾,炒股的川汉铁路公司的CFO(总收支)将手头上握有的350万两白银输个精光;这又叠加腐败、官场内斗、政见分歧(“铁路国有”政策本身并无大错),致使民怨沸腾(川汉铁路公司的银子是强行摊派而来的,“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骨吸髓而来”),当局应对失当,革命党人乘机起事,“保路运动”遂成辛亥革命先声。从某种意义上讲,1910年股灾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清廷灭亡。
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复,却会押韵。如果再爆发一次股灾(从目前的情形看是必然的),其对中共的冲击,实在令人联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