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信息封锁、言论禁锢等高压维稳政策下,底层民众的真实想法常常不为人知,直到他们因愤怒无处释放而作出非常之举,外界才意识到当今的中国社会已是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2024年9月22日,权录军(前中)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参加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组织的抗议中共仇日洗脑的集会。(陈德怡/大纪元)
2024年10月12日,权录军参加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洛杉矶组织的快闪活动,抗议中共关押彭载舟。(受访者提供)
“这个社会已经让善良的人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未届不惑的走线者权录军说。
权录军来自甘肃定西县乡下,去年3月走线来美前,是南京某公司的普通雇员,拥有机电专业大专文凭、电工证和健康管理师资格证。他给人的印象是平和淡定、老成持重,很难想像他在离开中国前,内心积聚了怎样的绝望和愤怒。
灭绝人性的“计划生育”
权录军对中共深恶痛绝,始于乡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种种举措。
“我八九岁时,外婆对我说过,谁家的女人快要生孩子了,被共产党抓去,绑在床上强制流产了。我在村里也听到老人谈论说,谁家的女人被抓走了。”他说,“好好地把人家的孩子给弄下来,多恐怖啊!”
“我从小就有一个理念:作为政府,你不能不经过人家同意,把胎儿说杀就杀了。”他回忆,那时村里怀孕的女人肚子稍微大一点,常常趁着月黑风高,逃到深山老林里或远方亲戚家躲避,直到孩子生下来。即使孩子安全生出来了,中共的惩罚还是躲不过去:很多家庭面临钜额罚款,家具被拉走,倾家荡产。
年龄稍长,上中学时,他两次听说了六四屠杀:“一个老人,还有一个年轻人,当面给我说过这事。因为屠杀学生,中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制裁。”从那以后在他脑海中,中共就和“杀人政权”联系在了一起。
疫情封锁中加入反抗群体
也许因为从小就知中共残暴,权录军养成了隐忍的性格,外人很难看出他有脾气;而疫情三年的“动态清零”,不但把青年学子逼上了街头,也在他这样的壮年人中间广泛酝酿了反抗情绪。
2022年11月,河南郑州富士康工人因园区严酷封锁发生暴动,并开始大逃亡,随后全国多地爆发了“白纸运动”。“当时想造反的人非常多。”权录军说,他疫情期间也被关在家,饿过肚子。这让他按捺不住愤怒,开始在网上寻找反抗的群体。
他加入了一个几百人的抖音群,有河南富士康员工参与,每天曝光中共的极端做法,也商量着如何为暴动中被警方打死的六名员工讨公道、突破强制封锁。权录军希望大家在群里可以相互照顾,如果有人出事,其他人可以出面“捞人”。
他们这个群虽然希望成为一股反共的力量,但也不希望出事。权录军虽然小心翼翼,但最终因为明显的反共言论,被压力太大的群主踢了出去。
反复遭防疫中心电话威胁
疫情期间,他手机录下了中共大量反人性的措施,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天深夜,手机被人锁死,使用了一年的密码再也打不开手机,最后只能刷机删除所有资料——他担心自己被盯上了。
紧接着,南京防疫指挥中心连续给他发短信、打电话,确认他的身份和地址,让他去社区报到。他担心自己在群里的反抗言论已被泄露,拒绝透露住址。幸好租房时房东未登记他的身份证,街道工作人员也查不出他的地址。
看到权录军不配合,南京防疫指挥中心反复威胁他:违反防疫政策,将会面临法律后果。最后,他忍不住在电话里怒怼对方:“你天天打电话骚扰我干什么?我欠了一身债,没有工作,你给我介绍工作?你给我寄钱?”对方不依不饶,继续威胁,权录军挂断了电话。
事后他非常紧张,特别是看到当时中国很多地方、包括南京建起了大片的隔离房,他很担心自己半夜被拖走。庆幸的是,两个月后,中共结束了疫情封锁政策。
中国社会看不到任何希望
权录军用“人矿”一词来描述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没有做人的尊严,没有发声渠道,全社会非常混乱,“一团糟,不是正常的社会”。
“作为打工者,你找不到方向,看不到任何希望。你要去生存,必须去坑害别人,或者去做违法乱纪、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不愿意做,也做不来。”他说,“这个社会已经让善良的人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中共党魁打破任期制、作出无限连任的姿态后,他已感到深深的绝望。经历三年的极端防疫,权录军感到无法继续隐忍:“不经民众的任何同意,想封就封,民众被任意压榨,像鸡鸭一样任人宰割。”
虽然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几个月后,他终于悄悄离开了中国。抵达洛杉矶后,他经常参加中领馆前的民主抗议活动,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权录军表示,有独立思维、有政治见解的人,在中国就是个异端,“我几十年都没办法同意它们(中共)”。“在这种压制人的环境里,你什么都说不出来,除非你把自己的良心换了、把脑子换了。国内的政治环境,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