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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与哥特式传统回归

巴黎圣母院能在这场大火中幸存下来并屹立不倒,正是稳定性的具体体现。圣母院的美观举世皆知,并在这次修复中得到了延续。那么维特鲁威三要素中的第三个要素体现在哪里呢?在这个看似无神的时代,圣母院的实用性也许最容易被外界忽视。巴黎圣母院在本质上就是一座教堂,一座为特定礼仪目的而设计的建筑,在空间上代表了基督教对天堂和神圣秩序的憧憬。如果说巴黎圣母院的此次修复是西方建筑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期待人类精神上的复兴呢?

2024年12月7日,法国巴黎,人们走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前,该教堂在2019年4月遭遇大火后经过五年多的重建工作,即将举行正式重新开放仪式

法国首都巴黎的圣母院大教堂已经重建。这座大教堂通常被世人称为巴黎圣母院(Notre-Dame),于2019年4月遭遇了一场神秘的大火。尽管法国其它地方也发生过蓄意烧毁教堂和破坏教堂的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巴黎圣母院的失火很可能只是一场意外。然而圣母院哥特式(Gothic)风格的修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已于12月7日正式重新对公众开放。

显而易见,在巴黎圣母院的修复方案中,哥特式大教堂风格战胜了许多丑陋的现代主义大教堂设计,这让人倍感欣慰。人们不禁要问,那些要将教堂现代化的建议中有多少是真心实意的,而不只是公关噱头。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人确实是在推动新潮的现代化设计。然而最终的方案恰恰相反,大教堂的屋顶完全按照中世纪的建筑技术原样重建,内部也得到了清理和修复。唯一的缺陷(如果要用“缺陷”这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那古怪的半圆形现代主义祭坛和其它丑陋的装饰,以及非常明亮的LED灯,让人联想到公司的会客厅或机场的盥洗室。我们只能等待品味的改变,从而看到这些问题得到纠正;而在其它方面,巴黎圣母院修复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我希望这次修复也标志着西方建筑风格的一个转折点。太多的当代建筑师更热衷于自我欣赏和相互吹捧,而不是让公众满意。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公民艺术协会(the National Civic Art Society in America,简称NCAS)2020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众更喜欢传统建筑。然而当代建筑师更喜欢推行他们认为民众应该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民众真正想要的东西。其结果就是,在整个西方,玻璃钢或混凝土堆砌而成的怪异建筑似乎层出不穷,令人头晕目眩。

这个怪异现象至少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年)坚持为客户提供笨拙而丑陋的建筑,如巴黎郊区普瓦西(Poissy)的萨沃耶别墅(Villa Savoye)和波尔多市(Bordeaux)的弗鲁吉斯城(Cité Frugès)住宅区。这些开发项目要么因不适合居住而被人唾弃,要么后来被业主重新设计并装饰成更传统的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和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等当代美国“建筑大师”也持同样的态度。他们不断赢得公共建筑的设计合同和奖项,然而他们的建筑作品却一直为普罗大众所厌恶。例如,对于盖里在西班牙毕尔巴鄂(Bilbao)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或艾森曼在西班牙加利西亚(Galicia)设计的丑陋不堪、现已废弃的文化城(City of Culture),公众大多持负面观感。

无论人们喜欢与否,艾森曼的建筑都刻意体现出一种令人不适和尴尬的特质。在1982年的一次著名辩论中,他断言:“艺术或建筑的作用可能只是提醒人们,一切事物都不对劲。”与之相对,他更倾向于焦虑、不和谐和不协调。在艾森曼看来,建筑师的作用就是把正确的品味强加给公众。在那场辩论中,艾森曼的对话者,美国建筑大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反对这种做法,他坚持强调和谐与平衡的必要性,这种观点获得了公众认同。亚历山大尤其将巴黎郊外沙特尔(Chartres)的哥特式大教堂奉为优秀建筑的典范。

对此,艾森曼坚决反对:“我认为那是一座乏味的建筑。对我来说,沙特尔大教堂是最无趣的大教堂之一。事实上,我曾多次前往沙特尔,在街对面的餐厅用餐,喝的是1934年的默尔索(Mersault)红葡萄酒,非常精致,但我从未进入过那座大教堂。我只是路过那家大教堂。对于我来说,只要看过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就等于看过了所有大教堂。”

随着巴黎圣母院以哥特式风格修复工程的完成,人们终于有机会对这种庸俗主义(philistinism)说不,也许西方世界再次为美丽的公共建筑做好了准备。

现在,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复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美丽建筑的复兴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风格的回归。我们更应该提醒自己,建筑比任何其它艺术都更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充实。建筑不仅能保护我们免受风雨侵袭,还能促进和塑造社会交往,因为我们在建筑中生活、工作或从事着各式各样的其它活动,而且无论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形式各异的建筑所包围。

建筑是我们界定空间并将其标记为某种有意义的目的最佳手段。同样重要的是,永久性建筑代表着时间的连续性以及人类在一个地方和一个社区的根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认为,人们必须学会适应生硬和不舒适的建筑,这种观点应该受到唾弃。

相反,我们必须明白,建筑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建造的,而这些需求是古罗马建筑大师马尔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Marcus Vitruvius Pollio,公元前80年或前70年—约前25年)在两千多年前总结出来的,他对后罗马时代的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西方建筑之父”。他主张,建筑必须体现美观(beauty)、稳定(stability)和实用(usefulness)等特性,这就是大家熟知的“维特鲁威三要素”。这些要素是所有优秀建筑的灵魂,毫无疑问我们在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建筑中看到了,感受到了。

巴黎圣母院能在这场大火中幸存下来并屹立不倒,正是稳定性的具体体现。圣母院的美观举世皆知,并在这次修复中得到了延续。那么维特鲁威三要素中的第三个要素体现在哪里呢?在这个看似无神的时代,圣母院的实用性也许最容易被外界忽视。巴黎圣母院在本质上就是一座教堂,一座为特定礼仪目的而设计的建筑,在空间上代表了基督教对天堂和神圣秩序的憧憬。

如果说巴黎圣母院的此次修复是西方建筑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期待人类精神上的复兴呢?让我们衷心希望并虔诚祈祷,传统精神亦能迎来回归与复兴。

作者简介:

迈克尔‧博纳(Michael Bonner)是总部位于纽约的阿特拉斯战略顾问公司(Atlas Strategic Advisors)的传播和公共政策顾问。他拥有牛津大学伊朗历史博士学位,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他的最新著作是《捍卫文明:人类的过去如何塑造更好的现在》(In Defense of Civilization: How Our Past Can Renew Our Present,2023)。

原文: Let’s Hope the Restoration of Notre-Dame in Gothic Style Prompts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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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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