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片：一名男子举着写有“免费教育，向富人征税”（Free education. Tax the rich）和“共产主义”（Communism）的标语牌
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是由已故的奥地利伟大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提出的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其基本原则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有目的。更具体地说，我们会根据当下最看重的价值观，从各种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其目标有时被描述为提升幸福感（Sense of Well-Being），有时则如米塞斯略显生硬地表述为减少“不安感”（Felt Uneasiness）。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总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总是选择对自身长远发展最有利的行动方案。我们不像企鹅，正如法国纪录片《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2005）中所展现的那样，企鹅们被机械地设定好程序，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事情，这纯粹就是为了生存。
企鹅其实别无选择，它们只能遵循根植于体内的本能。而人类则拥有极大的自由度，可以选择一些事后看来并不明智甚至自毁的行为。人类远非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假设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他们可以自由地做出损害自身健康、降低经济生活水平或以其它方式破坏自身福祉的选择。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追求短暂的快乐或安逸，挥霍了在学业、体育、婚姻、友谊、事业等方面取得成功的机会。
实践的必然性体现在我们的购物方式中。人类想要最划算的交易——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在某个特定时刻以最低的成本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下个月、下周甚至下一小时的优先事项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当然，有时对某物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会忽略最低成本这个因素。例如，有些人非常富有，成本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或者，人们可能对某物有着极其迫切的需求，以至于愿意支付远高于在不那么紧迫的情况下所需的价格。）
这里有个简单的问题：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最理想的价格是多少？当然是零。我们都想免费得到东西。但是，有多少人或企业会无偿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你呢？除非天上掉馅饼，你运气爆表！不过，确实存在一种不劳而获的方法：偷盗（Steal）。
人类社会大多谴责盗窃行为。他们认识到，盗窃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会破坏社会稳定。理性使人们得出结论：社会合作及其带来的繁荣取决于对财产权的尊重。犹太教-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伦理与这种信念相符，并将“不可偷盗”（Thou Shalt not Steal）的诫命视为神圣律法（注意其中没有任何限定条件，例如“……除非多数票通过”/… Except by Majority Vote）。
因为偷窃本质上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所以出于自身利益和行为主义的考量，人们选择将盗窃行为定为犯罪，并将捍卫私有财产视为维持社会分工、促进繁荣的必要前提。行为主义（Praxeology）既存在于个人层面，也存在于社会层面。有时，为了自身利益，人们需要自我约束，并同意遵守某些伦理规范，以造福所有人。
然而，人类社会在禁止公民掠夺其他公民财富的规定中，却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我们称之为“政府税收”（Government Taxation）。当政府税收受到限制（想一想美国建国初期150年的情况吧），并且不被某一阶层的公民利用来打压另一阶层时，无论是整体财富的积累，还是共享财富的人数，繁荣都能持续增长。
然而，更多时候，税收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盗窃，或者用法国近代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在其不朽的论文《法律》（The Law，1850）中使用的术语来说，就是“合法掠夺”（Legal Plunder）。这种掠夺往往使精英阶层受益，而牺牲了大众的利益。
例如，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1789—1794）前，法国的国王和贵族通过对平民征收重税而过着奢靡的生活。有时，掠夺的分配则更为民主。例如，古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公元前27年—1453）时期，一个依靠投票的元老院（Senate）不断向日益壮大的受益阶层提供越来越多的免费福利（历史学家称之为“面包和马戏”/Bread and Circuses），直到那些真正劳动创造财富、承担日益沉重税收负担的公民人数锐减，最终导致整个体系崩溃。
时至今日，那种承认个人追求幸福必然包含约束自身行为的开明实践社会契约已基本消亡。
数十年来，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削弱了美国人传统的道德约束，即通过政府这种看似更“文明”（Civilized）、更无害的方式来征收部分人的财产，然后分配给其他人。（对于那些所谓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s——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你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圣经》里的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寓言。）这种滥用政府权力的行为会令我们的开国元勋们感到愤慨。正如美国开国先贤、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所说：“认为一百万人聚集在一起却不受约束于约束他们每个人的相同道德法则的约束，这简直荒谬至极。”
如今，数百万美国人回归到原始的、不受道德约束的行为冲动：我想要那个，而获得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票给那些出于类似不道德/不正当的私利而赢得选举的政客，他们通过发放用别人的钱买来的免费福利来收买选票——这种做法被其实践者欺诈性地、愤世嫉俗地贴上了“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标签。
我们正沿着通往奴役的进步之路稳步前进，这一点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些证据包括38万亿美元的国债；数百万美国人长期依赖政府救济；以及数百万民众希望免费乘坐公交车和享受托儿服务，而这些服务本应由向“圣诞老人”（Santa Claus）政客缴纳更高税款的“富人”（the Rich）来买单。证据还包括一个政党痴迷于政府掌控整个经济，以至于他们选择让政府停摆一个半月，试图通过补贴来部分弥补《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简称ACA，即俗称的“奥巴马医保”/Obamacare）的失败，而不是废除该法案。与此同时，另一个政党尽管高喊削减政府开支，却仍在继续扩大联邦支出。
我们能否吸取历史的教训，实现道德复兴，理性地约束行为冲动，并阻止政府利用财富将部分公民的财富转移到其他公民手中这种渐进式的社会自杀行为？还是我们会重蹈古罗马的覆辙？您认为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作者简介：
马克‧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是一位经济学家，退休前任职于宾夕法尼亚州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目前仍然是该校信仰与自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aith& Freedom）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研究员。他著述颇丰，研究议题涉及美国经济史、《圣经》中的无名氏人物、财富不平等问题和气候变化等。
原文：The Anti-Social Act at the Heart of Socialism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