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求见“祖国总书记”一事，引爆政坛震动。传闻指出，当事人被要求满足三项条件：反对军购预算、反对国安立法、并删除党章中的反共内容。外界正拭目以待，国民党将如何用实际行动驳斥或印证这些传闻。
事件爆发前，“中配中常委”便提出那句震撼政坛的大哉问：所谓“台湾地区”，究竟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地区”？她甚至质问党主席郑丽文：你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这些来自中配的统派言论此起彼落，宛如从地底冒出、直指台湾内部的希腊木马，成为实质内忧。
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中配中常委”言行高度贴合北京指令，其在国民党内摆出的“党委书记”式姿态，更反映中共眼中该党的真实定位。
北京的统战话术一向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乍听像是血缘叙事，但其真正目标是政治效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亦即“中共国人”。在此逻辑下，若将“中国人”解释成“中华民国国民”，反遭扣上“另类台独”的帽子。所谓“两岸中国人”的中华民族主义，只是服务“东升西降”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版“扶清灭洋”。
日本参议员石平、美前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皆因不认同中共，被北京贴上“大汉奸”标签。然而真正出卖民族、迫害同胞的，是那些言必称马列、罔顾人命的中国共产党。
在美国，许多华裔长期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其中一道无形高墙并非能力问题，而是“中共国人”情结——仰慕落叶归根、沉溺“中国梦”，甚至把归化国家视为“敌国”。相较之下，其他族裔早已深度融入：德裔犹太人季辛吉成为尼克松时代的国安顾问兼国务卿；波兰裔布里辛斯基担任卡特国安顾问；捷克裔欧布莱特是首位女性国务卿；古巴裔卢比奥在川普任内担任国务卿与代理国安顾问；非裔女性莱斯则在小布什政府连续担任国务卿与国安顾问。美国政府宛如“小型联合国”，唯独华裔整体参与层级偏低，其核心原因并非能力，而是政治忠诚的疑虑。
相同逻辑也反映在台湾社会。虽然主动效忠中共的中配是少数，但台湾社会对中配参政仍抱持高度保留。1949年前后至台的“我是中（华民）国人”，与交流开放后大量来台、自称“我是中（共）国人”的新移民，在认同上迥异：前者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后者则常“人在台湾、心在北京”。他们或反对台独，却也不愿让自由生活被“专制统一”吞没。更多已融入台湾主流者，则支持维持独立现状，向往永远免于“中共暴政”的未来。
在当代台湾社会，新住民与老住民的共同交集，是文化身份上的“华裔”；差别，则是现代国籍——“中华民国公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同新加坡虽以华裔占多，却不会被称作“中国人国家”。
另一个现实是，口号“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在今日语境几乎等同“以身为中共国人为荣”。然而“中共国人”一面高喊抗日历史，一面强迫删除大跃进、文革、六四、新冠疫情等1949年后的所有人祸记忆。台湾与海外的“中共国人”也不愿回望这些历史。讽刺的是：是不是“外国人不能杀中国人，唯独中共国人能杀中共国人”？这种双标比比皆是。中共要求美日遵守“三个公报、四个政治文件”，自己却随意无视中英联合声明、旧金山和约、南海仲裁案。小粉红却仍自豪其“荣耀”。
如今的香港已被“内地化”，在中共控制下层层下限——连宏福苑大火的罹难人数都禁止讨论。中共的一党专政黑幕，正试图让台湾重演香港命运，利用境内“有用的白痴”推动“香港化”、“内地化”。
但愿台湾的主人能从历史中记取教训，不让台湾被拖回二二八的历史现场。否则，当真正“回归祖国”那一刻，才会发现王沪宁所谓“七个更好”，其实是“七个更坏”。届时悔之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