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王笃若报导/公有制是最坏的私有制，最坏的私有制也比公有制好；当“爱国”成为旗帜，它往往只是权力体系的遮羞布。作家李承鹏指出：2025年底的荒诞窗口，是相声艺术家姜昆在洛杉矶豪宅深情唱《我和我的祖国》。一个在国内号召抵制圣诞、宣传抗美援朝的人，却拿着绿卡落脚美国，享受自由，却要求别人牺牲自由。
中国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正直、有钱、真爱国不可共存。洛杉矶富人区住满贝勒、格格、衙内，他们享受世界，而他们的父辈在国内教育人民要抵制文化入侵。
更滑稽的是部分地方为了抵制“外来文化”，竟请出满清屠夫鳌拜——那个曾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刽子手——来代替圣诞老人。此人不仅是“外来文化入侵”的象征，群众还在“爱国”煽动下分享徐锦江版鳌拜，险些触犯“私人转发不雅视频违法”的新规。李承鹏冷笑：这已不是文化自信，是文化错乱。
南京博物院事件，则不仅是文物事件，而是权力结构的裸露。正如李承鹏所写：“那不是博物馆，是后宫。”
文物在这里具有“波粒二象性”——不观察就是真品，一观察就是赝品；专家一句判定，价值天翻地覆；院长一句话，流向就能改写。庞家后人被冠上“爱国”之名动员捐画，随后专家判为赝品，领导子女以低价收走，再由系统高价回购，甚至安排拍卖会“痛哭为爱国夺宝”的假戏。整个体系行云流水，像《金瓶梅》的“雅贿”场景现实复刻。
对比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故宫院长马衡坚持不借真本，只送商务印书馆版本，甚至顶撞蒋介石。蒋却说“国宝只可马衡保管，国人放心”，形成了与今日文物流向截然不同的对照。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作为直隶总督的儿子、袁世凯的表侄，翩翩浊世佳公子，1936年他以4万大洋抢下陆机《平复帖》，被绑票八个月也不愿出卖。又卖掉宅子购回《游春图》，怒斥“谁卖外国人，谁就是千古罪人”。1956年，他将《平复帖》《游春图》等八件国宝捐给新中共国，并拒绝茅盾20万元奖金说：“但使永存吾土。”如此人物却在文革中被批斗、跪操场、敲铜锣自证“牛鬼蛇神”，晚年挤在八人病房，临终仍喃喃《上阳台帖》。
王道士因无人上报朝廷保护文物，最终将文物卖给英国人，反倒拯救了敦煌。
所以讨论南京博物院，我们讨论的根本不是文物，而是那个操控文物的巨大机制。
南博院长曾昭燏就是最好注脚。她曾坚决反对文物流往台湾，动员社会捐藏，又因表现优异被提拔为院长；但权力压力并未随之消失。1964年12月22日，看完病后她让司机带她去灵谷寺“散散心”。她下车时给了司机一包苹果，让他等候。那天，她独自爬上塔顶，纵身而下。她的一生说明：文物背后不是贩夫走卒，而是需要通天入地的“天龙族”才能承受的重量。
李承鹏最后写道：大门上写着爱国，库房里却是盗国；博物院的水有多深？像海一样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