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那些老套的黑色电影情节——谎言在隐藏的真相中滋生——显得有些过时了。如今，真相无处不在，它被武器化，令人无法逃避，而且常常被用来对付无辜的人
如果看过任何一部20世纪40年代的黑色电影（film noir，法语，电影界用语，多指好莱坞侦探片，特别是强调善恶划分不明确的道德观与来自于性的动机的题材），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有人做了坏事，然后逃到另一个州。他可能会乔装打扮。人们试图找到他，但都无功而返。他用假名频繁出入酒店。英勇的侦探努力收集线索，最终将一切串联起来。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而所有这些例子都源于技术限制。警方没有相关数据。通信技术仅限于固定在办公室的电话。没有任何全国性的数据库，除了深埋地下、墨迹褪色的纸质记录外，没有任何永久性档案。
几乎每部戏剧都围绕这一点展开。一个男人追求一位出身高贵的美丽女子，后来却发现她其实是个一心想勾引男人的荡妇。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她认为风度翩翩的绅士，后来却发现他是个负债累累的浪荡坏蛋。牧师其实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其实是警察，店主其实是间谍，如此等等。
其实，这一切都源于信息不对称。参与者之间信息掌握程度存在巨大鸿沟，而他们却只能依靠信息流动做出决策。欺骗易如反掌，诡计难以识破，两面三刀反而获利，阴险狡诈成了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这种阴暗的剧情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尤为引人入胜。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不注意到过去和现在的巨大差异。几乎每个人都拥有庞大的社交媒体时间线，而且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人工智能可以获取任何人的最重要信息。曾经的隐私如今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没有隐私的新世界完全是在公众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的。
我们现在看老电影，真想冲着里面一脸茫然的警察大喊：为什么不直接查查嫌疑人的社交媒体记录？当然，那时候根本没有这种东西。现在有了，警察执法工作自然方便多了。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现在几乎没人能保有隐私了。这是坏事。
正如人们所知，情况远比这糟糕得多。我们的每一次鼠标点击和手机滚动都会被记录在不断膨胀的数据库中。这些数据会被反复出售，卖给其它公司，甚至卖给政府。这种行为没有上限。我们的生活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数据，而我们的数据属于所有人。这就是缺乏监管的科技创新造就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也译为环形监狱或圆形监狱，其核心结构为中央监视塔与外围环形囚室，通过单向可视设计使看守能观察所有囚犯，而囚犯无法确认是否被实时监控，从而形成心理威慑以实现自我约束）。
多年前电子邮件（email）刚出现时，我就预感到它根本谈不上私密。任何人都可以把任何东西转发给任何人。存储的存在使得我们十年前发送的内容能够重见天日，并被公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印在州际公路的广告牌上。这就是这种媒介的本质。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花了大约十年时间才明白这一点。电子邮件的弊端同样适用于现在的网络聊天和群组。截图会让任何人都能分享我们说过的一切。虽然最近才出现了一些阻止截图的选项，但我相信肯定有技术办法绕过这些限制。
过去那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那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小说和电影主要情节设定的世界，已经彻底消失了。
最近爱泼斯坦档案（Epstein files）的公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揭露了一个充斥着权钱交易和令人作呕的堕落世界的可怕真相。与此同时，许多无辜的人可能也被卷入其中。如果你认识这个人，或者曾经和他有过任何联系，那么无论真相如何，你现在都可能因为掌握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受到怀疑。
诚然，这些涉及上层阶级的信息大多是通过法庭取证收集，并由国会立法强制公开的。即便如此，这也应该提醒所有人，在特定情况下，我们在电脑上的操作都可能被公之于众。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任何事情而被起诉，一旦法庭启动取证程序，任何隐私都将不复存在。
因此，这些文件的公开一方面令人欣慰，另一方面又令人担忧。没错，我们都希望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即使这意味著名誉受损。但另一方面，那些仅仅发送了礼貌短信和邮件的无辜者也被牵连其中，引发了各种各样可能毫无根据的窥视癖式的怀疑。
然而，这或许是对所有人的警示。显然，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任何行为都谈不上私密。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留言短信，甚至商业机密通信也同样如此。此外，我们的家用设备和手机电脑时刻都在监听我们的对话，这一点也已变得显而易见。不妨想像一下，你正和朋友谈论某个话题，一个小时后，相关的广告就会涌入你的手机。
如今，想要真正做到私密交谈，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面，并且放下手机。我讨厌这种疑神疑鬼的做法，更别提强迫别人来我家或吃饭时把手机留在车里了，但我完全理解人们为什么这么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隐瞒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觉得没必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条信息。
更深层的悲剧在于其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人们自我审查，回避争议话题，或因害怕旧事重提而犹豫是否与某些人交往。当规避风险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时，创新就会受到阻碍。在持续不断的监视下，自由探索就会逐渐消亡。人们对机构和彼此的信任都会瓦解。
重新夺回部分隐私需要个人保持警惕。尽管我希望立法能够有所帮助，但我对此深表怀疑。我们需要的是在社会文化层面抵制不受约束的数据提取行为，建立更强有力的防护机制来遏制商业机构和政府的越权行为，并采用去中心化技术（decentralized technology），将用户主权（user sovereignty）置于企业控制（corporate control）之上。
在此之前，那些老套的黑色电影情节——谎言在隐藏的真相中滋生——显得有些过时了。如今，真相无处不在，它被武器化，令人无法逃避，而且常常被用来对付无辜的人。在这种新的现实中，隐私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变得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不方便、越来越稀少。
尽管过去那种对真相一无所知的时代令人沮丧，但如今这种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的新世界却让我们开始怀念老电影中的旧时代。我们为了解决某个重大问题而构建的技术系统，却衍生出无数其它问题，其中一些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而更多问题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Is Privacy Entirely Gon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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