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2月10日向国会提交报告，认定两个左翼组织为中共在美影响力行动的掩护渠道，并披露其背后资金网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指出，这是中共借助民间组织实施系统性渗透、以公开方式操控民主社会认知的“阳光下的认知战”，可以从三个方向反制。
美国务院点名：两大左翼组织充当中共“挡箭牌”
美国国务院2月10日向国会提交题为“应对外国信息操纵和干预”的报告，正式认定“粉红代码”与“人民论坛”为中共在美实施影响力行动提供掩护，并点名“辛厄姆网络”（Singham Network）旗下关联团体在美散布亲共宣传。据《纽约邮报》报导，这是美国政府迄今在正式报告中对上述组织最明确的政治认定。
美国副国务卿萨拉‧罗杰斯（Sarah Rogers）在声明中表示：“‘粉红代码’和‘人民论坛’这类组织诋毁美国，粉饰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暴力，为中共提供掩护，同时从与中共有关联的捐助者网络获取大量资金。”
报告指出，北京通过非营利组织、代理媒体及数字平台在美散布亲共叙事，并将这一体系与中共官媒、驻美外交官的协同运作相结合，目的是“破坏美国的信誉和政策，并扩大其影响力”。（延伸阅读：美认定“Code Pink”等掩护中共渗透美国）
报告对“粉红代码”的定性尤为具体。该组织虽以反战团体自居，却频繁散布“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等亲共论调，并组织美国公民赴华参加“红色旅游”——前往瑞金参观中共革命圣地，或走访经刻意布置的“扶贫样板村”。一名参与者事后称，此行使她“明白”了自己必须“捍卫中共免受美国政府侵略”。
专家：“阳光下的认知战”为何比传统间谍更难防？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沛学对大纪元表示，此类行动的核心逻辑是“让中共叙事以民间声音的形式进入美国社会”——以反战、社会正义等西方左翼主流话语为旗帜，以本土非营利机构的身份运作，叙事方向却与中共官方立场高度契合，从而有效规避公众对外国宣传的警惕。
他将这一模式定性为“在阳光下进行的认知战”，强调其与传统情报行动存在本质区别：“传统间谍活动在阴影中运作，一旦曝光即告失败；而这种透过民间组织进行的渗透，是在公开场合运作，目标是操控公众认知与政策方向。”
正因如此，他说，这类行动往往难以通过传统反情报手段识别和应对。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告诉大纪元，中共对各国社会的渗透“早已存在”，只是近年来美国政府才逐渐强化审查与情报披露机制。
他强调，中共更倾向以“软性渗透”模式运作——通常以文化交流、访问合作为名，通过邀请对象访华或提供特殊待遇逐步建立关系网络，“不会一开始就收集机密情报，而是先以人际关系与价值观影响降低对方警觉性，再进一步行动”。
沈明室还提到，美国曾出现州长或国会议员身边人员与中方背景人士接触的案例，相关接触有时被用于探知政策动向或获取内部信息。
背后金主曝光：一张连接19个左翼组织的资金网络
美国国务院这份报告将长期运作于幕后的资金网络再度推向公众视野。“粉红代码”与“人民论坛”与美国左派科技富豪罗一（Neville Roy Singham）存在深度关联。罗一长居上海，其旗下“辛厄姆网络”由多个非营利组织、财政赞助商与另类媒体构成，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
2023年，他出席一场为中共塑造国际形象的研讨会，身份意外曝光；随后，《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导揭示其作为中共宣传核心资助者的角色。
根据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2025年报告，与罗一相关的美国左翼组织多达19个，涵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SL）、“ANSWER联盟”，以及“全国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NSJP）、“巴勒斯坦青年运动”（PYM）等亲巴勒斯坦团体，横跨反战、社会正义、巴以冲突等多个议题领域。
“人民论坛”执行董事桑托斯（Manolo De Los Santos）不仅频繁出现在中共官媒采访中，还曾在CGTN以“青年领军人物”身份赞扬中共发展模式，并在中国媒体“观察者网”撰文，期待中共在拉美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2023年12月，一段外泄的内部会议视频显示，桑托斯在曼哈顿向逾百名听众公开表示：“当我们击败以色列和美帝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如何在美国摧毁资本主义。”
三重风险：中共渗透如何从内部侵蚀民主制度？
谢沛学认为，这类影响力行动对民主制度构成三个层面的结构性风险：
扭曲公共讨论：当外国宣传被包装为“本国公民声音”时，民主社会赖以运作的公共辩论空间将受到实质性污染，公众对政策议题的判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悄然引导。
加剧社会分裂：中共系统性地利用美国既有的种族矛盾、阶级对立与政治极化，借助相关组织在敏感议题上“煽风点火”，从内部消解社会凝聚力，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上难以形成一致意志。
导致政策瘫痪：相关团体动员民意反对具有防御性质的对华政策时，可能造成政府决策迟缓甚至受阻。谢沛学指出，这类行动惯于利用民主制度的开放性，“打着民主旗帜反民主”——借助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在完全合法的框架内损害民主机制的正常运转。
沈明室则从结构性劣势的角度补充指出，民主国家在应对极权体制的渗透时，始终面临“敌暗我明”的不对等处境：一旦扩大监控与情报权限，便易遭到侵犯人权的质疑，陷入两难困境。
他还特别指出，中共许多新闻、文化或经贸机构人员具有情报背景，而美国商界与学界普遍缺乏对应的情报防范意识，使得相关渗透往往能以低成本、低风险方式长期持续运作。
如何反制：透明度、执法与公民预警缺一不可
面对上述威胁，美国政府已释放出加强应对的政策信号。副国务卿罗杰斯明确表态，将公开替美国敌手游说的组织的捐助者网络与非政府组织关联图谱；参议员科顿则承诺持续推动对“粉红代码”与中共关联的调查。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美国对中共影响力行动的应对，正从情报评估走向公开政策行动。
谢沛学就制度层面提出三个方向：一是加强非营利组织财务透明度，要求追溯至最终资金控制者；二是严格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强制明显服务于外国政府利益的组织进行注册，使其活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三是推动跨部门协同应对，由司法、财政、外交与情报系统联合行动，并与盟友共享情报，切断影响力行动的资金链与指挥链。
沈明室则从社会层面提出两项优先事项：系统检视现行法律体系，评估其对渗透行为是否具备足够的处罚与制止能力；如有不足，应尽快推动立法补强。同时提升公众警觉，强调美国社会不应以单纯的开放心态看待与中共相关的交流活动，“必须意识到其背后往往带有明确政治意图”；一旦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执法或情治单位通报。
两位学者的研判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对抗“阳光下的认知战”，不能仅靠情报机构的秘密应对，更需要民主社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系统性地强化制度韧性与公民意识。正如本次报告所展示的，将渗透网络曝光于公众视野之下，本身即是应对这一威胁的关键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