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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404文库】“当下一次“系统异常”时，第一个报错的，还会不会被视作越界？”（外二篇）
来源：老萧杂说、黄谏、费里尼码字了
主题归类：刘虎、巫英蛟、李文亮
CDS收藏：时间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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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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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日—1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55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河北煤改气、出生人口/生育率、牢A/斩杀线/厌女、山西女硕士被“收留”事件、委内瑞拉局势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39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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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调查记者刘虎与其助理巫英蛟被以“非法经营罪”与“涉嫌诬告陷害罪”为由抓捕。该消息引起中文互联网上一片哗然。
有舆论认为刘、巫被抓，与他们此前发表的《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一文有关。
不少与刘虎熟识的微信公众号作者发布文章，声援刘虎、巫英蛟。也有与之不相识的网民，从当局权力任性傲慢与公民监督权未得保障的角度，质疑当局的抓捕行为。
正如微信公众号“竹不倒”作者所说，刘虎与巫英蛟记者被抓之后的两天，“满屏都是刘虎、巫英蛟”和“在等答案的人”。但是，审查机制对相关评论文章采取极其严格的审查措施，大量文章遭到删除。
此外，刚刚过去的2月7日，是李文亮医生逝世六周年。也有不少网民在微博、微信等平台留言纪念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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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是：
老萧杂说｜刘虎事件前瞻：打压批评者可能迎来的“政治宿命”
黄谏｜电话里的巫英蛟
费里尼码字了｜李先生，六年，六个问题
一、老萧杂说｜刘虎事件前瞻：打压批评者可能迎来的“政治宿命”
刘虎、巫英蛟被抓之后，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发布文章，讨论当局对批评者的打压将导致的恶果。该文很快就被删除。
文中写道：
素以“敢言”著称的媒体人刘虎，近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一消息迅速点燃舆论场，公众关注度持续升温，引发广泛讨论。
笔者与刘虎素昧平生，纯粹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就事论事，仅从一个侧面谈谈所感所思。
目前，案件已进入侦办程序，事实真相有待司法机关依法厘清。
然而，本案的意义注定将超越个体命运的范畴，成为检验舆论监督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本。
其最终走向，不仅关乎刘虎个人权益，也将深刻影响媒体人和公众行使批评权的空间，进而塑造社会舆论生态的底层逻辑。
近些年来，地方官员滥用公权力打压批评者引发的系列公共事件，绝大多数均以涉事官员被问责或落马告终，似乎成为一种难以逃脱的“政治宿命”。
这些事件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普遍趋势：在法治与民意共振的现代治理语境下，任何试图以权力压制真相的行为，终将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
[…]一些官员将本应由个人提起的自诉类案件，越权升级为公诉案件，并滥用刑事追诉手段压制批评意见，较之前些年有所减少，却因强大惯性难以根除。重庆“彭水诗案”、河南“王帅帖案”、辽宁西丰县抓记者案、陕西“志丹短信案”等，这些远的案例不说，甘肃武威市原市委书记火荣贵构陷抓捕记者、河北迁西县原县委书记李贵富报复老干部举报，就是地方权力侵害公民言论自由与举报权利的新例证。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通过网络表达诉求的意愿不断增强，对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规范性及透明度的容忍度显著降低。任何对言论权的粗暴压制都极易引发高度关注，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压力。
[…]针对刘虎事件，当地应秉持审慎态度，在法治轨道上妥善处理，以回应公众关切。这不仅关乎个案公正，更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任何试图与舆论较劲、偏离法治轨道的处理方式，必然会在政治伦理、治理效能与权力存续层面埋下深层隐患。
表面上看，此种做法或许能暂时压制批评声浪，实则是一种短视且危险的应对策略。
二、黄谏｜电话里的巫英蛟
微信公众号“黄谏”作者与刘虎、巫英蛟相识，在刘、巫被抓后，作者发布文章，讲述其印象里的巫英蛟。但该文也被删除。
文中部分内容写道：
在一个长期被愤怒、对抗和高分贝占据的公共空间里，我们太容易把“坚持”、“硬气”和“担当”，想象成另一种粗粝的声音。
但巫英蛟不是，他的表达平稳、耐心，甚至有点过分礼貌，却并不退让。
那是一种很少见的气质，他并不靠音量来证明自己的立场。
后来联系多了，我才慢慢意识到，电话里的这个年轻人，正是网络上那个“纵横驰骋”的巫英蛟，那个和刘虎并肩写作、共同承担风险的人。
他不是站在刘虎身后的影子，他是另一把刀，只是藏得更深。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期的巫英蛟，刚刚成为父亲，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轻描淡写的信息，却让我在此反复停顿。
在这个年纪，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为父亲，意味着什么，其实不需要多说。意味着你开始真正意识到失去的代价，开始被牵住，开始有了“退一步也无可厚非”的理由。
而他没有退。
他依然选择和刘虎一起写作，一起承担，一起被点名，一起被带走。
他没有把“年轻”、“有家庭”、“有孩子”当成理由，也没有把这些当成谈判筹码。
他只是站在那里。
如今的光景，再回头看那通电话，我突然意识到，它之所以让我印象如此深刻，并不是因为电话内容本身，而是因为那种罕见的平衡感，那种温和与坚定并存，理性与热血同在的激越感。
这是我们在一个九零后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很少被书写、却真实存在的担当。
而现在，他们身陷囹圄。
一个已经被反复证明“并不孤独”的刘虎，一个刚刚成为父亲、却被推到聚光灯下的巫英蛟，他们的遭遇，让人唏嘘，也让人愤怒。
唏嘘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有人愿意付出如此明确、如此具体的代价；愤怒的是，这样的代价，竟然被视作“必要”。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拔高谁，也不是为了制造悲情。我只是想说：在这个人人都学会自保、学会退让的年代，还有这样的年轻人，站在电话那头，用温和的声音，说出最重的话。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骄傲。
三、费里尼码字了｜李先生，六年，六个问题
李文亮医生逝世六周年之际，微信公众号“费里尼码字了”发布文章，纪念李医生。但该文很快便被删除。
被删文中写道：
六年，足够长了。六年前的小学毕业生，今天已是大学的新鲜人。但我吃不准，这足够长的“历史的瞬间”里，人们是否已经能够回答——
那一年之后，我们真的不一样了吗？
这个很难几句话讲清楚的问题，其实包含着差不多六个次级问题，容我一一抛掷。
李先生最初做的事情，并无骇俗。他没有越级反映，没有对公众喊话，只是把看到的异常，提醒给同行，并叮嘱他们注意防范。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系统里，这样的提醒，本应被如何对待？
被迅速获取？然后核实或证伪？还是迅速转化为“解决问题之前先摁住提出问题的人”（这个问题算No.1.1)？
后来人们知道，答案是最后一个。
第二个问题随之出现：当一种风险尚未被官方命名，它是否天然就“不属实”？
如果只有被确认过的危险才能被讨论，那确认之前的后果由谁承担？（这个问题算No.2.1)
李先生在训诫书上签了字。没有争辩。非常温和。
于是第三个问题出现了：在当时的环境中，如果不签，意味着什么？
坚持“我没有错”，结果会更好，还是相反？（这个问题算No.3.1)
没有人真正回答过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屈辱而沉默着，签了。
李先生回到医院，继续工作。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不可提及，但已进入公共记忆：感染、住院、确诊、去世。
于是第四个问题变得无法回避：如果当时对“异常信息”的处理方式不同，结果是否会不同？
如果“谨慎传播”与“及时预警”之间的界线画得不那么粗暴，是否能减少后来的一切（这个问题算No.4.1）？
这些问题，在六年里被反复提出，但从未认真得到讨论，更无结论。
李先生去世后，终于被追授荣光，跻身正统叙事，获颁他永远无法亲自领取的奖项：“吹哨人”。
第五个问题随之而来：当一个人只能在去世之后，才被承认“是对的”，这种承认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是在修正错误，还是在安抚记忆（这个问题算No.5.1）？
六年了，李先生的微博评论区仍在叠楼。有人絮叨生活琐事，有人报平安，有人只留下一句“今天也挺难的”。
于是第六个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人们更愿意在一个已经去世的人那里，说出一点真实体感？
是什么，让现实中的公共空间，荆棘密布（这个问题算No.6.1）？
六年过去，物是人非。一些人，见到李先生了。一些人，被现实磨得更圆了。
六个问题之外，那个没有问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当下一次“系统异常”时，第一个报错的，还会不会被视作越界？
再过很多年的今天，可能我已经忘了李先生和这个时间节点的联结。但他那句话我应该不会忘记——
“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