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美五年最让我牵挂的母亲
旅美五年来,最让我牵挂的是母亲。母亲80岁生日那年,就想写一篇小文,记述母亲80年平凡的过往,母亲4个弟兄姊妹只有她活过了80岁,母亲的大哥也是我的大舅死时63岁,在家里干农活,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引发脑溢血致死,我姨娘死的时候69岁,小舅舅死的时候离80岁只差几天,表哥本来打算为他庆贺80岁生日,结果也是一病不起,没有活到80岁。
人生八十古来稀,母亲今年不知不觉90岁了,她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巨大变迁,也经历了家庭的悲欢离合,能够活过90岁,当然是高寿了。2019年过年正好碰上武汉病毒爆发,我陪母亲在乡下住了一个多月,每天看着母亲早早起床忙忙碌碌,没有片刻的闲暇,把屋里屋外收拾的干干净净,幸福感常常由然而生。母亲在这个家就像磁铁一样,对于我来说,母亲在家就在,无论𠂆𠂆身在何处,都会常常思念遥远的家乡。
我家的后院种了不同品种的果树,有成片的柚子树和小桔子树,还有嫁接的甜橙、水蜜桃和几棵枣树,20多年前移栽的一棵杉树长的像一把巨大的伞,夏天站在树下会感到阵阵清凉,三棵八月桂长的很慢,每年八月开花季节散发出浓郁的桂花清香,后院里还有一亩多蔬菜地,似乎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无论吹风下雨,母亲总是一个人弯着腰在后院里停歇不下来。
果子成熟的季节,村民谁想吃谁都可以来采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村民也不稀罕这些水果,一多半掉下来烂到了地里,我常常劝说母亲,种这么多菜又吃不完,干脆别那么忙活了,母亲总是笑着说不种菜这菜地就搁荒了,只要还能动,每天动一动手脚多好啊,等到那一天干不动了,就只能撒手不管了。
我曾多次把母亲接到城里,她实在不习惯城里枯燥乏味的生活,平时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不像在村里,可以随时串门去闲聊,每次她到城里住不了多久就喊着要回去,总是惦记着自家的院子,惦记着村里的老人小孩甚至谁家的红白喜事,那是她的世界是她的精神寄托,至于城里的喧闹和美食,她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
回想自己从年轻时外出闯荡,无论路途多远出行多不方便,我也会提前买好机票或车票,回到母亲身边,在北京时,还常常驱车一千多公里,一次也没有中断回家过过年。2021年2月从新加坡中转到美国后,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只能通过视频与母亲说话,母亲的听力越来越差,记性也越来越差,以前兄弟姊妹的生日、电话号码还有孙辈的生日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到了前年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得了,有时候我会问她,还认得我吗?她脸一沉:“自己的儿子怎么不认得!”这种渐渐失忆的症状到了现在,连天天照顾她的亲人也认不出来了。
母亲一生好强不认输,即使渐渐失忆,却从不肯承认。我常常想用几个字来形容母亲的一生,孤独、倔犟、节俭、友善……传统中国女人身上的美德都依稀可见,那一辈人所经历的苦难她都经历过,只是从未听到她抱怨,而更多的是感恩,她常常会提起那些在苦难中帮助过她关心过她的亲人和邻舍。
我的外祖父在民国时代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家乡教书,曾经当过县里管教育的官,国共内战爆发后,外祖父当年的同学纷纷写信给他,教他辞去官职卖掉田地,外祖父预感到共产党来了天地要变,辞官回到山里去教书,把河边上百亩良田贱卖掉,外祖父还是在1947年没有躲过一场伤寒,外祖父死时母亲才11岁,母亲4岁时,外祖母因病不治而亡,外祖父一死,那个家就散了,后妈很快也离开了,母亲靠哥哥姐姐拉扯长大。
我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一直照顾陪伴我奶奶,奶奶86岁去世后,父亲才考虑婚事,跟母亲结婚时,父亲已经36岁,父亲是码头工人,吃国家粮,因为住在镇上没有自己的房子,有人拿两间房换走了父亲和我的城镇户口,1968年文革期间,小镇被彻底铲除沦为一片废墟,按说父亲要安排到别的地方工作,由于城镇户口没有了,只能投亲靠友去祖藉地农村种地,下放到农村只有4年,父亲吃了很多苦,依然难以为生,1971年过年前,父亲揣着十块银元乘坐客车去换钱,不知道银元被偷了还是掉了,父亲从县城走路回家就一病不起,1972年6月就撒手人寰,时年48岁,留下母亲和我们兄妹仨。
那一年,母亲没有时间悲伤,生活不允许她倒下。她一个人,在农村,独自面对风雨,把所有的苦痛压进身体里,把所有的软弱藏匿起来。
父亲死后的日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米缸常常找不到一粒米,母亲拿着升子和袋子找生产队的人去赊米,为了让我们多吃一口饭,母亲常常一天只吃一顿,吃肉对我们来说更是奢侈,只有过年舅舅和姨娘送几块肉几条鱼,因为是超支户,生产队杀猪捕鱼,我们家也轮不上,有时候邻里杀猪也会给们送一小块,我家门前有一条大河,每逢涨水可以捞到不少鱼,河水退去后河边坑坑洼洼的积水里也有很多鱼,捞鱼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只是煎鱼需要油,油对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东西,没有油,鱼干的腥味太重很难吃。
我是长子,15岁高中毕业回家务农,说是高中,其实只相当于小学,虽然读了9年书,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干农活,我回到生产队时还是人民公社时期,一个正常劳动力一年挣的工分根本不够养家,到年底分红能够分到10元钱就是好消息,我家是生产大队的超支大户,累计欠了500多元超支款,干一年挣不了10元钱,我当时觉得超支款一辈子或许都还不完。
好在两年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我们家落实了政策,母亲在家开了小商店,我也到了公社工作,那笔巨大的超支款很快还清了。1983年我离开家乡外出读书谋生,每年过年都要回去陪母亲住上十天半月,母亲在城里把弟弟妹妹的孩子带大,又回到乡下,一个人面对漫长的孤独和寂寞,这种孤独寂寞使她的记忆常常停留在过去的时空里,这种失忆症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不少医药公司投入巨资研发,直今效果并不明显。
母亲这一生,几乎从未真正属于过某一个时代。她出生在民国时期,长在战乱与动荡之中,成年后又被卷入一次又一次历史转向。时代的浪潮来临时,她只是被推着往前走——失去母亲、失去父亲、失去丈夫、失去原本安稳的生活,再到晚年失去记忆。
当她渐渐失忆,我忽然意识到:母亲正在忘记她曾经经历的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也早已忘记了她的存在。但正是无数像她这样的人,在不被记录、不被歌颂的角落里,把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撑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