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日，中国民主党成员在国会前集会，呼吁美国政府关注失踪香港人的下落。民主党美东党部副主席石宇歌发言。（林乐予／大纪元）
近年来，各国政府与人权组织愈发关注中共对海外异议人士与华人社群的“跨国镇压”问题。从骚扰境内亲属、利诱招募，到渗透社群与长臂执法，相关案例不断曝光。资深媒体人石宇歌近日接受专访，结合自身经历与多年观察，讲述中共如何在海外展开压迫与渗透的各种卑劣手段。
他直言，在海外公开反共立场者承受巨大压力，而各国若忽视此问题，可能面临“情报沦陷”的危机。
亲属群组两年沉默：无声的压力
2016年，石宇歌离开中国后，很快加入海外反共媒体平台“博讯网”，并主持节目。他回忆，这个决定很快引发连锁反应。
“我们很多人都会组建一个群，只是自己的亲戚，没有任何外人。”石宇歌说，“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说任何话都没有人给我做出回应。”
起初他以为只是亲人不在线。但几天过去，情况依旧。“怎么会我说任何话都没有人回应？我再发文，也没有人回应。”
直到一名亲戚的举动让他突然明白原因。那位家庭成员把他朋友圈发布的内容，每一条都第一时间转发回群组。
石宇歌回忆：“我忽然明白，他是在告诉我一件事情——你说的东西我们都能看到，但是我们不能做出回应。”
他认为，亲属显然承受了来自当局的压力。“肯定是有某一种力量在背后让他们恐惧或戒备”，他推测，很可能遭到中共方面的骚扰，甚至被直接命令不得与他联系。
之后，他从身边朋友处得到印证——朋友们也纷纷分享被骚扰的经历，包括有人被登门盘问，有人在单位被约谈，也有人被提出各种要求。
家属这种沉默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某一天他例行发出生日祝福，才有人回应。此后双方仅维持节日问候等最低程度的联系。
如果他进一步追问当初发生了什么，家人便明确表示：“能不能不谈这个话题。”甚至当他提出帮忙处理留在国内的有价物品时，对方则直接问：“你是不是需要钱？需要多少？”并明确表示：“你的东西我们不会碰。”
石宇歌说，这让他意识到亲属当时承受的压力可能远超想像。
“我的身份比较特殊，在国内是资深传媒人，所以他们遭受到的骚扰，很可能超出一般人。”他补充，加上亲属本身在体制内有一定地位，或许主观上不希望受他牵连。
“甜蜜的压迫”：利诱与监控并行
除了对家人的压力，石宇歌在海外也经历过另一种形式的接触。
他回忆，在2016年刚到海外时，曾在英语学习班遇到一名陌生女子。“忽然出现一个高挑短发美女，每一堂课都坐在我旁边。”对方很快主动表示，认识某中文电视台总编辑，可以帮助他安排工作。
石宇歌当场产生警觉。“我马上就知道她是什么身份了。因为我没有在班上介绍过我在国内的传媒经历。”
在他看来，这类接触是一种“甜蜜的压迫”。
“海外的骚扰，包括压迫，同时也包括拉拢、收买。”他形容，这些利诱就像“带毒的甜品”。
长臂管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目标
石宇歌认为，中共的海外渗透并不仅针对异议人士，“无论任何一个人（华人），在海外都可能成为一个被骚扰的对象。”
他讲述了一名商人朋友的经历。这位成功商人在巴西从事化妆品原料进口，生意规模很大。
有一天，有人登门自称国安人员，要求他在巴西配合执行任务。
对方同时提出利诱与威胁，一方面表示可以“帮助解决海关及各种生意问题”，另一方面又暗示：“我们能让你的生意更好，也能把你毁于一旦。”
石宇歌说，这正是中共海外压迫的典型模式。
“它不光是自己为恶，它会用尽一切办法，把所有它能影响到的人全部变成恶魔。”
中共从冷战年代到今天 间谍网络从未停止
石宇歌还讲述了一位新闻界老前辈的故事。
冷战时期，中国在国际社会相对孤立，派遣人员出境并不容易。于是当局把目光投向一批特殊群体——1949年前后从香港回到中国的家庭。
这些家庭的子女在香港出生，大陆长大，拥有香港身份，成年后可以自由往返。中共试图将其中一些人发展为间谍。这位前辈非常符合条件，被要求回香港潜伏进入英资等外资媒体机构，等待执行任务。
当时他已是某媒体新闻部主管，事业有成、也有家庭。而对方条件是——只能他一人出境，家人全部留在中国。
石宇歌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它（中共）手上有人质。”
这位前辈最终想出一个聪明办法，成功拒绝了当间谍：他约好朋友吃夜宵，公开谈及此事，表面上是请大家给意见，实际上是故意泄密，让监视者知道：“我已经告诉别人了，保密不了，你们的计划无法执行。”
石宇歌说，从这个事情可看到，中共向海外派遣间谍，是无孔不入，而且是不分年代。
他接着强调，中共对自己人（出国）尚且要扣留家属作为人质，对于海外反共人士更是如此。
“那些只有自己出来、家人仍在国内的人，或是在国内还有亲戚朋友的人，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到骚扰。”石宇歌直言，“其实中共也在试探，看谁可以被当作人质来要挟你。”
“过程中，有多少人能够熬得过来呢？”他说，就算自己能撑住，身边的人未必都能撑住。“你周围的人，很可能已经被中共发展为线人，在必要时对你进行监视，甚至配合中共对你采取行动。”
他感叹，海外反共人士时刻都在面对这种压迫，“也许全世界都没有想到，中共的邪恶会到这种程度。”
精准打击与恐吓效应
关于中共海外行动，据石宇歌观察大致分为三类：大外宣、针对异见人士的压迫，以及将中共执法触角延伸至海外的“长臂执法”。
这类跨境镇压通常被国际社会视为侵犯人权及所在国司法独立；若涉及对当事人或其国内家属的胁迫，更被认为侵犯所在国的行政主权。
石宇歌表示，他所认识的在海外遭受压迫、家人被骚扰的案例“非常非常多”，早已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他进一步说道，对于海外反共人士，中共采取精准打压；但对于一般侨民，中共更需要的是制造恐吓效果。
石宇歌分析，要达到恐吓效果，就必须拿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的对象开刀，才能让广大侨民都“看见”中共在海外的力量。在他看来，中共之所以特别针对法轮功与神韵，是出于“示范效应”。
“法轮功、神韵在海外具有相当知名度，因此成为（中共）打击的首选目标。”
“情报沦陷”危机：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
在访谈中，石宇歌引用法国安全部门官员曾提到的一项说法：在法国活动的中共间谍人数，可能达到法国安全部门执法人员的三倍。
他认为这并非夸张之辞。原因在于，每一位离开中国的人，只要承受不住压力或利诱，都可能被吸收利用。
石宇歌呼吁各国政府建立专门机制，一旦发现中共的长臂执法或跨国压迫行为，应立即介入并“斩断这只毒手”。
他强调，必须让海外侨民明白与中共进行秘密交易的代价：“要让所有出来的中国人都清楚——要么与中共切割，要么就站在它那一边。”
“如果西方政府不重视这个问题，国家将面临‘情报沦陷’的危机。”他警告，当中共渗透遍及各个领域，国家机密与社会安全都难以保全。
石宇歌也感慨，在海外公开反对中共的人，本身就承受着巨大压力。“在海外你敢举起反共这面旗，你本身就是个英雄，我不管你的成绩如何。”
他提醒，海外华人若因家人被骚扰、被威胁或被利诱而动摇立场，更容易成为中共进一步施压的目标。
尽管多年来面对骚扰、跟踪与监控，甚至不得不频繁搬家，石宇歌坚定表示，他的立场依然未变。
“对我而言，他们所有的骚扰和压迫都是徒劳的。”他说，“我没有任何屈服，最后他们也只能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