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通智人｜带着关怀与行动迈入2026——十一位女权主义者的年度总结
《普通智人》是一份关注中国社会议题与公共讨论的电子报，聚焦社会正义、文化和性别。
2026年初，《普通智人》发布文章，汇总报道了部分中国女权主义者在2025年的经历。
中国数字时代对该文进行节选，读者可点击这里阅读全文，或点击这里订阅电子报。
以下是节选部分内容：
弦子，33岁，自由职业者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年底关注到了遭逼婚后逃家女生的个案。这些女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家里就不让她们读书或工作了，而是让她们处于等待婚姻的状态。她们往往会在小红书之类的社交平台求助，有的女生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安全地去了别的城市；但也有的女生回了老家，之后她们的手机可能会被收走，就不能再对外界联系。
很多求助是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上被发现的。会有很多女生愿意帮她们，比如提供策略，或者线下去陪她们报警。但是资源特别匮乏，如果没有官方介入，你是很难跟她的家人抗衡的。地方妇联和救助站缺乏可持续的资源，而如果涉及到民族问题，警察会更加用维稳的思路去处理，媒体也更难有空间报道。女生在中间是受到双重的压迫。
我在之前其实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还会这么普遍地发生，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的维度上。小红书或者抖音，因为算法问题，也是个比较封闭的平台，所以虽然有个案的求助，但很难让大家持续的将这个问题作为社会议题去关注。
另外一段经历是，去年和一群朋友共居了一段时间。她们从主流的生活方式中撤出，深入彼此生活、互相支持的状态，给我提供了一种对女权主义生活的想象。
当然大家拥有的东西都很少。比如你不再为父权制添砖加瓦，离开公司去做自由职业，中间也要付出很多个人的代价，要维持生计。所以这个乌托邦会处于一个漂移、不安稳的状态。但大家确实会为了女权和友谊，而为彼此承担更多，希望尽力地去维持它。
如果这个社会能给年轻女性和非主流的人提供更多资源，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2025年3月，英国伦敦中国女权主义者缝制的妇女节游行标语来源：@weareallchainedwomen
汤包，32岁，失业女青年
回想起来，很多线下女权小伙伴的“奔现”，往往都是经由朋友介绍，或因同在某个共同的群聊而相识。今年也不例外。在朋友的牵线下，我和一位伙伴在线上简单聊了聊，得知彼此身处同一座城市。虽然平日都有全职工作，但也觉得或许可以抽空见面认识一下。
起初的交流中，我们很默契地避开了敏感话题，直到真正要见面时，才开始谈及各自正在做的事情。原来，对方正在筹备一个反家暴的公益行动社群，希望我也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我当即表示愿意参与，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行动经验与思考。
随后的交流更是愈发热烈，我们彼此回应，在碰撞中逐渐形成共识，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推动女权真正迈向现实与行动，哪怕只是跨出微小的一步，也足以让人感到振奋与雀跃。
二、中国民间档案馆｜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视角：当女性要求拿回身体的自主权
中国民间档案馆日前发表文章《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视角：当女性要求拿回身体的自主权》，作者以2025年在加拿大顺利实现“单身生育”的亲身经历为引子，通过对比中西方在生育政策与公共意识上的巨大落差，深刻剖析了中国乃至东亚陷入“生育率寒冬”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作者指出，加拿大将生育视为“公共基础设施”，采取不局限于异性婚姻的包容态度；台湾也在尝试将生育权与婚姻脱钩。相较之下，中国目前的政策依然未能摆脱父权制的底层逻辑——女性的身体长期被视为国家人口治理的“资源”而非自主的主体。从过去的强制计划生育，到如今拒绝单身女性冻卵（如徐枣枣案），体制始终在试图管控而非真正赋权。
文章进一步提出,东亚女性的“生育罢工”实则是一场针对高压社会结构、精英化养育焦虑以及父权制剥削的集体反抗与理性止损。
作者抛出一种观点：低生育率或许不应仅被视为需要解决的“危机”，而是人类面对生存压力的一种自然生物调节，甚至是生态系统的自我纠偏。
真正的解决之道，不在于为维持经济增长或国家绩效而“催生”，而在于彻底归还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只有当女性真正拥有说“不”的权利，不再作为工具被审视时，生育才能回归其作为人类生命繁衍的自然本质与应有尊严。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作为单身女性，我在加拿大接受有关生育的医疗服务、政府机构的行政程序和福利发放方面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但更触动我的是这里公共意识的进步，相关从业者会有意识地使用“包容性语言”，将单身人士当成主流的一部分。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NGO组织的线上育儿课程，讲课的是一位产科护士。当她提到“partner”的时候，特意解释：partner是指“育儿搭子”，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同性伴侣、朋友或者父母。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她作为一个公共事业的代言人，不默认你在异性恋的婚姻关系中。
去年，我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入了6800万加币的公共资金资助IVF疗程（俗称的“试管婴儿”），每个名额最多资助1万9千加币，异性夫妻、单身女性、同性伴侣或性别多元家庭均有资格申请。这是一次政策的“精准投放”，政府选择去推动那些已经具有强烈生育意愿的人。这也意味着，国家把生育从“私人责任”提高成“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虽然中国在不同的阶段改变了生育管理的目标，但从未放开对女性的控制和施压，才会反复出现“想生的不能生，不想生的被迫生”的悲剧。女性的身体所承受的高度侵入和高度功能化，揭露了父权制最野蛮的一面。
如今，全球很多地方都出现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象。不过，对中国以及同样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韩国等来说，问题似乎更加严重。抛却政治、经济因素不谈，其实这本质上是一场全民（尤其是女性）的“生育罢工”。有充分的事实证明，在这些国家，政府即便祭出全方位的利好政策，或者直接“砸钱”，对扭转生育颓势的效果都微乎其微——东亚社会的深层社会结构和文化特质，严重地影响着这些地方的女性生育意愿。
就我对身边中产圈子的观察来说，很多人不但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不断打怪升级的绩效项目，也把育儿当成自己的一个高压绩效项目。一旦生了小孩，就要把孩子培养成合格中产、社会精英。对孩子的期待不是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而是要“跨越阶层”或者至少不“阶层下滑”。对精英化的养育的推崇，带来的不仅是高企的经济成本，更沉重的是一种心理成本——即必须确保孩子的人生“成功”，避免“失败”。而东亚文化对“成功”的定义极其狭窄，标准却又极其苛刻，容错率极低，导致无数人挤在同一个模板中卷生卷死，难以找到退出机制。
与此同时，在这些地方，育儿责任高度私人化，缺乏公共设施的支持。社会默认育儿是家庭劳动——更确切来说是女性应该承担的劳动。女性不但是“养育者”，还是一个“项目经理”，是孩子的直接和最终责任人，承担着几乎全部风险。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更深的疑问：生育率下降真的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如果没有资本主义要求的不断增长作为最高目标，人类为何要继续扩张？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星球、就连我们自己的人生，都已经不堪重负了，不是吗？
除了政治与社会的原因，生育率下降也可能是正常的生物对于环境压力的反应，也是生态系统的神秘“纠偏”机制。在动物行为学和生态学中，研究者早已发现，当种群过于拥挤、竞争过强、社会关系高度紧张时，一些动物会自动减少繁殖、放弃育幼，甚至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走向种群崩溃。因此，人类社会的低生育率，未必只是观念的变化，也可能是对高密度、高竞争、高压力环境的一种生物性适应。
如果这个社会无法改变（或者仅仅是“接受”）这种深层结构，却试图以“发钱”、“催生”的奖惩机制来干预人们的决策，无疑落入了典型的系统困境：试图以制造出了问题的逻辑去解决自己制造出的问题。
三、柴静｜柴静对话梁中堂：一项危害人民的“国策”怎么能走了几十年？
柴静在她的YouTube频道中发布了一期与中国人口问题学者梁中堂的对话节目。节目中，柴静与梁中堂就中国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展开对谈。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时，30岁的梁中堂就公开表示反对。他预警这一政策将造成养老危机、劳动力匮乏和人口老化，并提出说“未来你们想让人们多生，至少会像今天想让人们少生一样难”。近40年后，当预言成为现实，他感慨：“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一个民族的弯路来证明我的正确，其实是一个很伤感的问题。”
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关注。1984年他给胡耀邦写信反映计划生育“长期建立在与群众对立的基础上，违背客观规律”，这封信获得批示要求测算。1985年，山西翼城县成为他方案的试点，五千个独生子女家庭的数据竟是虚假的统计。试点实施后异常平稳，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于全国水平。但这个试点从未得到推广机会，梁中堂说：“我领着几个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连王伟（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989年后，翼城试点被称为“赵紫阳的试点”。在1990年的学术会议上，梁中堂公开反驳：“翼城实验是1979年我提出的学术观点与实践的结合，不能因为政治风波就把赵紫阳参与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坚持邀请媒体到翼城调查，自印书籍寄给软禁中的赵紫阳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称《计划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并当面将这本小册子送给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他说：“我把一生的生命给了它（计划生育），然后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政策），所以最有资格（要求）废弃它的就是我。"
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于政府干预生育本身：“生育权是国际公约共同确定的，公共部门不该干预。”他又批评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仍在重复当年的错误：“现在许多宣传和1979年提倡一个孩子一模一样，那个氛围和感觉都一模一样。”
梁中堂的大部分著作只能在小出版社出版，但他说：“我还能够自由地发表我的看法和认识，只有这个享受就够了。”从1985年起，翼城老百姓每年给他寄小米，他吃了40年。他认为自己的价值是“历史中有记录显示，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思索过、反思过、反抗过”。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他坚持：“生育率不是原因而是结果，中国应该考虑的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而是持续改革，让市场经济释放人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