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rian C. Joondeph/2026.03.09
编译：约瑟/2026.03.09
死亡本应使一个人的一生变得清晰，而不是扭曲它。
讣告的目的是记录历史，而非改写历史。
但在当今的企业化媒体中，就连死亡也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扭曲。
不妨看看近期对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ini）的报道吧，他曾担任伊朗最高领袖三十余年。
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读者被介绍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浓密的白胡子和轻松的微笑"，是一位"像叔父般和蔼的人物"，喜爱波斯诗歌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一些熟人把他描述为一位"隐秘的温和派"。
一位"隐秘的温和派"？这种描述或许会让该政权的政治犯——以及其受害者——感到惊讶。
三十多年来，这位"温和派"统治的政权资助了真主党（Hezb'allah）和哈马斯（Hamas），武装了遍布中东的武装民兵组织，监禁异见人士，处决抗议者，因着装违规而对妇女施以暴行，并通过数十年的代理人战争，双手沾满了美国人的鲜血。
然而，讣告的开头却着重强调了他的文学情怀和祖父般慈祥的形象。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采用了类似的温和笔调。哈梅内伊"戴着眼镜，头戴巴勒斯坦卡菲耶头巾，身着长袍，蓄着银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宗教学者"，呈现出一种"像叔父般而又宽宏的疏离姿态"。据说，他是在"超越日常政治争斗的一个位置上"治理这个国家。
或许是超越政治斗争的一个位置上，但绝不是超越镇压的位置上。
没错，两家报纸都记录了该政权的暴行。但叙事框架很重要。导语塑造了人们的认知。当暴君被赋予学术造诣和叔父般长者魅力的形象时，道德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这种模式并不新鲜。2019年，伊斯兰国（ISIS）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被击毙后，《华盛顿邮报》最初将其描述为"一位严肃简朴的宗教学者"。而不是一个大规模杀人犯，也不是实施种族灭绝的恐怖分子。随后的强烈反弹迫使该报纸后来修改了这篇报道，但他们最初出于本能的描述已经说明问题。
现在，让我们拿这篇报道和对《呆伯特》（Dilbert）漫画创作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的报道对比一下。
亚当斯无疑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在2023年的一期播客节目中，在谈到一项拉斯穆森民调（Rasmussen poll）显示，只有一半的黑人美国人认为"做白人没问题"时，他反应激烈，表示如果民调数据准确，那么白人美国人应该"远离黑人"。他的言论直白、煽动性强，并遭到广泛谴责。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这是正确的。
但在关于他的讣告报道中，尤其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这些言论被大肆渲染。《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他在播客节目中的言论，并解释了该短语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关联，强调了由此引发的强烈反弹。《华盛顿邮报》则在突出他关于拉斯穆森民调的"种族主义言论"后，显著地给他贴上了"极右翼"的标签。
请看看媒体所呈现出的这种对比。
一名资助恐怖主义、镇压异己的统治者："像叔父般的和蔼可亲"。
一名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圣战分子："严肃简朴的宗教学者"。
一名持有争议性政治观点的漫画家："极右翼"。
这种模式很难不被注意到。
亚当斯的言论无疑具有争议性和新闻价值。报纸报道这些言论是正确的。但报道的分寸很重要。
三十年来，亚当斯是世界上阅读最广泛的漫画之一的创作者，他用辛辣的幽默讽刺了企业的荒谬之处。数百万美国人在《呆伯特》漫画中认出了自己的办公隔间。这种文化影响理应在他的讣告中占据重要位置。
然而，意识形态标签却主导了整个叙事。
这种不对称性为何会持续存在？
部分原因在于当代企业化媒体的世界观。国内右翼政治异议常常被框定为对民主的威胁。在这种范式下，给一位保守派人物贴上警示标签似乎被认为是一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
相比之下，外国的暴君则被置于某种特定的背景之中加以"情境化"处理。他们被描述为"复杂的人物"。他们的行为会通过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框架来加以解读，从而软化人们的第一印象。他们的残暴固然被承提及，但很少被作为开篇之语。
类似的语气软化我们以前也见过，从对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带有同情意味的报道，到围绕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浪漫化形象。其结果是一种颇为奇特的道德倒置。
讣告并不是悲痛的亲属所作的悼词，而是对一个人生平的历史性总结。其的语气反映了一家媒体的新闻编辑部认为什么才是定义一个人一生的关键因素。
当一名专制统治者的文学品味成为其讣告的标题，而其镇压行为却被放在背景介绍时，读者会注意到。当一名恐怖主义领导人先以学术性的描述被介绍，而他的暴行却排在后面时，读者会注意到。当一名国内文化人物主要被贴上意识形态的简化标签时，读者也会注意到。
这并非什么惊天阴谋。它反映的是那些在文化和政治上倾向左翼的机构内部的共同假设。正是这些假设决定了哪些形容词放在前面，哪些事实放在后面。
但信誉是逐渐累积形成的。信誉的丧失并非源于单独的一个形容词，而是来自一种持续出现的模式。
近年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面临着订阅量下降和财务困境。新闻业本就艰难。然而，在经济逆风之外，还存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人们对新闻报道是否公正的信心。
当国外的暴君受到温和对待，而国内的意识形态对手却被贴上警告标签时，读者会注意到这一点。
解决之道在于保持一致性：如果一个人通过实施镇压而统治国家并支持恐怖主义，那首先就应该指出这一点。如果一个人领导了一场种族灭绝运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如果一位漫画家发表了煽动性的政治言论，那就报道——但不要让这些言论掩盖其毕生最重要的作品，除非这些言论真正定义了他的一生。
死亡并不能使人神圣化。它也不应该成为选择性道德说教的机会。
人们常说："民主死于黑暗。"但它也可能在选择性的照明下被侵蚀——在那里，有些对象被柔和的光照亮，而另一些则被刺眼的强光照射。
讣告以一种浓缩的形式揭示编辑的优先取向。从这两三篇讣告来看，它们所显示的不是中立，而是一种叙事偏好。这并不是中立的报道，而是延伸到死亡之后的叙事框架塑造。
读者不是瞎子。他们能够看清哪些人的一生被以细腻入微的方式呈现，哪些人被贴上了警示标签。
而且，越来越多的读者正在用订阅来表达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离开。
死亡应当使一个人的一生更加清晰。而不是成为重写他人生的又一次机会。
本文作者布莱恩·琼德夫（Brian C. Joondeph）医学博士是一位科罗拉多州的眼科医生，他经常撰写有关医学、科学和公共政策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