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图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新近披露的2025年度财报显示，在上海及深圳上市的约5,400家非金融企业中，净亏损达1,458家，占比近三成，刷新2024年的历史最差纪录。受访学者分析，中国企业传统依赖的盈利模式全面失效，出口仅能短期撑住经济数据，若不解决内需不足与“国进民退”等结构性问题，难以真正复苏。
“日经中文网”援引数据供应商万得（Wind）揭示，中国这场席卷各行各业的“获利寒流”，是2000年有完整数据以来，首次连续三年整体净利润录得惨淡下滑。而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中仅约2%的上市公司出现亏损。
财报失色：百亿利润蒸发 行业性溃败
中国企业的经营压力已从房地产扩散至消费、零售及传统制造业。
曾与贵州茅台、五粮液并称“茅五洋”的江苏洋河酒厂，其2025年财报数据令人心惊：全年营收192.11亿元，暴跌超过三分之一；净利润则从2023年的百亿规模，萎缩至22.06亿元，倒退回2010年的水平。更反常的是，在白酒传统旺季的第四季度，洋河竟然出现17.69亿元的净亏损。
零售业同样哀鸿遍野，包括王府井集团和广州大买在内的零售巨头均陷入亏损。中百超市集团2025年净亏损9.57亿元，同比下降81.07%，且自2021年起已连续五年录得亏损，累计金额超过20亿元。
房地产领头羊万科的情况更为恶劣，2025年净亏损高达885亿元，较前一年扩大80%，被迫与债权人协商延期还款。在统计的108家房地产公司中，有59家陷入亏损。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孙国祥对此向大纪元指出，这种现象背后是“需求不足导致价格下跌，再导致利润被压缩”的恶性循环。
他分析，中国企业过去获利模式依赖的地方投资、低成本劳动力、外需出口以及高杠杆成长等支柱，已全面失效，如今面临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居民财富缩水、消费信心不足”等恶性循环。
“内卷”泥淖：产能过剩 有产能却没利润
即便是在官方大力补助的新能源与科技产业，也未能逃脱“增量不增利”的困局。中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比亚迪2025年净利润下降19%，至326亿元，为四年来首见下滑，主因是家庭预算紧缩引发同业的价格战。
消费方面，虽然政府推动“以旧换新”财政补贴政策，但家电业利润在下半年仍出现15%的衰退，显示政策刺激效应正在迅速消退。
孙国祥教授精辟地概括了这一矛盾：“中国企业不是没有生产能力，而是生产的产能太多、有效需求太少、制度成本太高”。
他直言，中共透过大量补贴新能源车、太阳能及电池等产业，迫使企业为了完成地方政绩而盲目扩产与杀价，最终形成“内卷式竞争”。
在这种模式下，他说，虽然产量大、出口多，但利润极其微薄，甚至出现“越卖越亏”的怪象，形成“工厂很忙、老板不赚、员工不稳、银行紧张”的局面。
美国经济学家黄大卫（Davy J. Wong）则从体制角度解读。他告诉大纪元，“国进民退”趋势压缩了民营企业生存空间，而国有企业往往提拔“靠忠诚而非能力”的草包来管理，导致即使是垄断企业也难以获利。
他批评，这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让整体国民经济每况愈下。
5%成长背后现实：企业受双重夹击
尽管中共官方公布2026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为5.0%，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5月5日发布的简报中直指，中共经济数字掩盖了正在累积的压力。
数据显示，2025年12月零售销售成长率跌至0.9%低点，到2026年3月也仅1.7%，但汽车销售却下跌9.1%，显示消费依然收缩。
中国今年3月的消费者物价（CPI）与生产者物价（PPI）年增率分别升至1.0%和0.5%，主因是中东冲突导致的燃料成本上升。
北京研究机构睿纳思中国（Trivium China）分析师指出，这种由外部冲击造成的通胀并非来自消费信心回升。如果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会进一步压低需求；如果不转嫁，本已微薄的利润将被完全吞噬。
外部成本冲击和消费不振正对企业形成双重夹击，而企业获利停滞已直接冲击就业市场。2026年3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升至16.9%，显示企业在招聘方面极度谨慎。
这种“企业不赚钱→就业市场受压→消费力更弱”的负循环，正在侵蚀中国社会的基础稳定。
出口迷思：压力外移是救命解药还是强心针？
面对内需崩盘，市场寄望于2026年能由外需带动复苏。2026年第一季，中国乘用车出口年增达60.6%，钢铁巨头宝山钢铁利润也因出口增长而提升40%。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真正的复苏？
孙国祥教授对此表示高度怀疑。他强调，出口虽然能让GDP数字“看起来”复苏，但很难带来稳定全面的发展。
他表示，中国当前的增长主要是将供给压力往外部转移，这将引发欧美、东南亚及印度的反倾销关税与贸易保护措施。
孙国祥形容，出口仅是“强心针，而不是真正的解药”，若不能修复居民收入预期，出口再强也无法治本。
黄大卫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中国产品对欧美市场占有率在下降，虽在亚非拉国家取得进展，但面临的是“量增价跌”的格局，利润空间持续缩减。
分析：中共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
黄大卫甚至提出一个尖锐的政治观察：经济低迷未必是北京最担心的，古代有商鞅的“穷民、贫民”理论，其认为老百姓越穷反而越好管理，就如朝鲜。
黄大卫质疑，这或许也是北京的一种战略考虑，以巩固共产党的政权。
他总结道：中国企业的获利困境是体制弊端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产物。无论是“国进民退”导致的效率低下，还是产业补贴引发的恶性内卷，都显示出中共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黄大卫直言，当局期待靠消费拉动经济在目前的结构下只是“痴心妄想”，因为“政治与经济结构决定了老百姓的消费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