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秦城监狱
(我的《狱中回忆录》摘录)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九年的六月四日，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就在这一天的早上，我离开了学习、生活了两年的北京大学，踏上了逃亡的旅程。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为了躲避当局的全国追捕，我辗转于大江南北四个省市，最终回到了北京。这一“自投罗网”之举，终于使我开始了生命中一段奇特的历程。
我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二日在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附近被捕的。先是押到昌平县小汤山一个秘密处所，七月三日夜里转移到秦城监狱。从这一天到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我在这座中国最高监狱中被关押了一年零九个月。在这以后，我被转押至北京市第二监狱开始正式的服刑生活。至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被当局以“服从管理”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为由假释出狱。
人的一生，难得遇到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一旦适逢其会，往往会在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现在距离我被捕已有五年之遥，但当时的经历和感受我仍记忆犹新。
应该说，对于自己的被捕入狱，我早就有思想准备。早在开始在北京大学主办“民主沙龙”时，我就清醒地估算过自己行为的风险性。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我邀请老资格的民运人士任畹町到北京大学四十三楼四三〇室参加“民主沙龙”时，就曾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向他请教过一旦入狱应该注意的事项，因为我知道他曾因参加一九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而被判刑四年，在这方面具备经验。记得当时他告诉我“如果单独关押，一定要坚持练习说话，以免长期不说话导致口齿不清”。
八九学潮爆发不久，当局的“四二六”社论的出笼，使我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做好了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四月底在高校中就有小道消息流传，说政治局会议上点了吾尔开希和我的名，甚至有人说已内定吾尔开希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我则更为严重，是“颠复政府罪”。这类消息的可信度固然不高，但我绝对相信一旦运动失败，当局不会放过我。记得我还曾向也因参加民运而被判过刑的陈子明询问过政治犯在大陆监狱中的待遇，子明告诉我“政治犯不会受一般刑事犯的歧视”。
“六四”以后，当局在全国通缉以我为首的二十一名青年学生，正在外地逃亡的我已经明白，这一次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进监狱了，所以七月二日那天，从发现被“尾巴”盯上，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我始终没有惊慌失措。在福绥境派出所，我听到便衣在电话里大声向上边汇报喜讯，居然说“小王被抓住了”！这个令人奇怪的“亲昵”称呼还不禁令我暗笑。
押往小汤山的路上，他们一直按着我的头不许我向两边的窗外看，这时我就默默地在心中告诫自己，要做好应付各种可能性的准备。在小汤山等候第一次审讯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平静，此时的心情可以说要比东藏西躲的时候踏实得多，坦然得多了。闲坐无聊，我还向看管人员要来一本我新买的《读者文摘》。到现在我还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卷在手，我看得津津有味，几乎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七月三日夜，在深沉的暮色中，我被押送到秦城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