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5日，在纽约举行的第11届威比奖（Webby Awards）颁奖典礼上，英国摇滚音乐家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台上发表讲话，并接受了威比终身成就奖（Webby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我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是《名声》（Fame），由英国摇滚音乐家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47—2016）创作并演唱，发行于1975年。这首歌既形式怪诞又充满诱惑。他唱道，名声“使人掌控一切”，它“让人放纵，难以承受”，并且“将你置于空虚之地”。他后来又唱到，名声“驱使你犯罪”。
当然，我们都对名人着迷，因为我的童年完全沉浸在大众文化中：电视、广播、杂志，每家商店里都有唱片。我的父母不喜欢这样，但他们也无能为力。那个时代的景象、声音和信息都围绕着追逐名利和崇拜名利。讽刺的是，正是这首歌让大卫‧鲍伊一举成名。
回首往事，与如今的时代相比，那时的生活真是纯真无邪。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社交媒体、流媒体、无处不在的数字联系、各种平台上的短信交流，以及任何人都能通过视频触达大量受众，再加上人工智能（AI）的编辑和润色，即使是简单的视频也能变得精彩绝伦。
现在有一种新兴的所谓职业叫做“网红”（influencer）。人人都可以来试试运气。只要点赞和关注足够多，这就能实现变现。然后，名人的收入会根据其知名度而定。每个平台都会催促你“继续努力”，因为你“正在获得关注”，所以“尝试互动”来“提升参与度”。普通人也可以成为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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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我不想泼冷水，但事实就是如此。这一切都是胡言乱语，毫无意义。它在精神上是危险的。它空虚无物，只会引人犯罪。名利就像毒品，会背叛你。崛起虚假，陨落真实。这就像宇宙法则。追随名声，终将自食其果。
我永远感激那位神父，他第一次注意到我在公众生活中崭露头角时，就把我叫到一边。他告诫我永远不要相信甚至阅读那些对我的正面报导，也不要沉溺于任何一方的奉承。他说，名声会骗人。要寻找批评者。他们更有可能说出你需要听到的话。简而言之，奉承者很可能是为了博取好感而撒谎；批评者至少试图说出一些真相。
这个建议很好，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名气有一种令人陶醉的魔力，它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觉得别人都在不断地想着你、谈论你，欣赏你、重视你。
每个人都渴望被认可，这是人生的一大特征。然而，我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感到自己不被重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名声就像一剂良药，抚慰着我们可能都未曾察觉的伤痛。它提升我们的地位，赋予我们自认为应得的尊严。
这些想法源于我最近痛苦地阅读了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共和党／肯塔基州）发布的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全球疫情期间防疫界红人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的日记。日记的大部分内容都与他自己的名气有关。他沉浸于每一篇正面报导和每一条头条新闻中。他为每一个摇头娃娃、每一个印有福奇头像的纸杯蛋糕、每一次媒体赞扬、每一张自拍照而欢呼雀跃。
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我最喜欢的英国19世纪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在他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中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那就是无人问津。”
那是1890年，大众传媒文化刚刚兴起。王尔德热爱名声，追求名声，沉浸其中。他相信名声能保护他免受日益增多的法律指控。他挑战法庭，让他们判他败诉。他们永远不会给这位英国最受爱戴的剧作家定罪。
朋友们苦苦哀求他不要继续审判，但他执意不肯。他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被判有罪，锒铛入狱，最终在意大利罗马和法国巴黎流亡期间乞讨度日，最终死于非命。他的经历真是令人心碎。
仅仅几年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就写出了这句精辟的句子：“名声如烟，人气如风，世间唯一确定的只有遗忘。”他还写道：“总的来说，值得获得荣誉却得不到，总比拥有荣誉却不配得要好。”
大多数名声都是不应得的荣誉。这正是它如此危险的原因之一。它的脆弱性使其时刻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引发拥有者持续不断的生存恐慌。一旦真相大白，会发生什么？它还会滋生所谓的“冒充者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总是觉得自己所拥有的荣耀并非真正配得上。
正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period，1837-1901）反思新获得的成名机会时，英国19世纪神学家、枢机主教约翰‧亨利‧纽曼（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写道：“我们不能侍奉两个彼此为敌的主人……这就是为什么追求世俗的赞誉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世俗的赞誉和上帝的赞誉。”
就在几个世纪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写道：“名声就像一条河流，它承载着轻盈浮夸之物，淹没着沉重坚实之物。”他还写道：“美名就像火焰；一旦点燃，便易于守护；但若熄灭，则难以复燃。”
一个世纪后，英国18世纪文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曾睿智地指出：“人们都很在意名声；而且他们拥有的名声越多，就越害怕失去它。”
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全名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一生才华横溢、名声显赫。“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名了。”他写道。然而，他又写道：“名声是什么？不过是被那些你一无所知、也毫不在意的人所熟知罢了。”此外，他还道出了他那个时代乃至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名声是青春的渴望。”他写道。
换而言之，追求名利本质上是幼稚的。也就是说，这种攫取名利的冲动源于缺乏经验和智慧，最终只会导致极大的尴尬。
对名声显赫之人给予极高的赞誉，会在崇拜者和被崇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的关系。观众不愿相信他们所欣赏的对象是出于渴望无限追捧粉丝的强烈愿望。观众更愿意相信，名人其实谦逊低调，因此也需要他人的肯定。
真正值得拥有的名声，是那些不曾追求的名声。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直觉。一旦人们发现名人不过是个操纵者、傀儡师、追逐财富的投机分子、利用名声作掩护的愤世嫉俗者，名声就会破碎，从而彻底消逝。那时，名声就会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耻辱。
在英国19世纪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ykell and Mr. Hyde，1886）中，杰基尔医生（Dr. Jekyll）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作为一位医术精湛、品行端正的绅士的声誉，而当他沉浸于海德先生（Mr. Hyde）的另一重身份时，这种维护就显得愈发明显了。这两重身份彼此依存。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与我们所有故事的结局并无二致：名声崛起有多高，跌落就有多深；名望有多令人沉醉，耻辱就有多令人痛苦。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We Need to Talk About Fam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