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王笃若报导/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国会山报》（The Hill）8月16日刊登中共问题评论家章家敦（Gordon G. Chang）的观点文章。文章援引一份2025年报告称，中国无家可归人口估计已达4750万；不过，由于长期封锁负面资讯，相关数字缺乏透明、独立的官方统计，实际规模仍有待核实。
据海外媒体及社交媒体流传的说法，该数据源自2025年9月前后财新（Caixin）短暂刊发的内容。报道称，由国家数据局相关人员（有说法指向国家数据局副局长陈荣辉）牵头，组织全国34个省级调查机构进行摸底调查，截至当年8月底左右，无家可归人口约4750万，比2020年的约900万暴增约5.3倍，其中约61%为33岁以下年轻人。财新相关报道随后很快被删除，原文目前已无法在公开渠道查证，外界亦无法独立核实其方法论与准确性。
章家敦认为，无家可归人口激增，不仅戳破中共多年塑造的繁荣与“全面脱贫”叙事，也暴露经济下行、青年失业、房地产危机及社会保障失灵等深层问题。文章并指出，北京被指以“分散人员”等模糊称谓取代“流浪乞讨人员”，试图淡化危机；这类语言包装，反而凸显在极权维稳思维下回避现实、掩盖民生困境的治理弊病。
由于封锁负面资讯、统计口径黑箱化，外界至今无法独立核实确切人数；然而，这种资讯不透明并不能证明危机不存在，反而暴露当局害怕真相见光。
当中共仍以经济成就和所谓“全面脱贫”自我吹嘘时，愈来愈多人却被失业、债务与社会保障崩坏逼上街头，形成与官方盛世宣传截然相反的残酷景象。
北京文化评论人士陈雷（Chen Lei，译音）表示，他初见相关统计时也感到震惊，甚至难以置信；但近期街头无家可归者明显增加，使他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现实。中共国社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有人露宿在堆满垃圾的人行道旁，也有人被迫长时间栖身公园。这些影像虽不足以取代全国性调查，却撕开严密审查下的一道裂口，让被官方统计和宣传机器刻意排除的底层苦难浮出水面。
更刺眼的是，这场危机正吞噬大批年轻人。在青年失业居高不下、就业机会持续萎缩之际，不少年轻失业者被迫涌入中共基层组织营运的服务中心，只为取得免费网路、冷气、食物和饮水。据报，在中共标榜为改革开放样板、也是最富裕城市之一的深圳，单是一处服务中心，每天便有近3000名年轻人前往。这些人不能全被直接认定为无家可归者，但如此庞大的求助人潮，足以戳破经济繁荣的假面：在高楼、科技园区与官方亮丽数据背后，是一代年轻人失去工作、收入与未来，甚至只能依靠免费物资勉强度日。
报导指出，无家可归危机急遽扩大，背后不仅是疫情后经济疲弱、房地产危机和内需不振，也与追求产业自动化、却未能及时建立转职培训与社会保障机制有关。当机器与人工智能加速取代部分基层职位，当局仍把科技升级当成政绩工程，却将失业与转型成本丢给劳工承担。对缺乏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源的年轻人而言，职缺萎缩、薪资下滑与生活成本压力相互夹击，正把愈来愈多人推向贫困甚至无家可归。
合众国际社（UPI）引述分析人士指出，年轻人占无家可归人口的比例偏高，与持续恶化的就业环境密切相关。中共曾以经济增长作为一党专政的政绩招牌，如今却连最基本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安全网都无法保障。面对青年失业高企，当局一度停止公布相关数据，恢复发布后又改变统计方式、排除在校学生；这种掩耳盗铃式操作，压不低真实失业人数，更无法填饱失业青年的肚子。当一代年轻人从“毕业即失业”走向贫困与流离，所谓“制度优越”的宣传，也在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前彻底破产。
无家可归潮不只是经济下行的结果，也折射社会保障失灵、阶层流动受阻及家庭支持网络瓦解等深层危机。章家敦认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快速工业化虽曾造成社会阵痛，如今面临的却是经济失速与极权控制同时加剧：当工作、住房和收入相继失去，政府不但未能提供足够救助，僵化的户籍、债务追索与黑名单制度还可能将弱势民众进一步推向社会边缘。
中共以“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为名，建立由法院、政府部门及公共服务系统相互串联的黑名单机制。其“社会信用”并非一套适用于全体公民的单一计分制度，而是由法院失信名单、行政监管纪录及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构成，其造成的实际威胁不容低估。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者，可能遭限制搭乘飞机、高铁或从事其他高消费活动，并在申请信贷、公职等方面面临障碍。由于制度运作缺乏透明度，申诉与更正机制又屡受质疑，一旦遭错误列名或承受过度惩戒，原已负债、失业的人将更难移动、求职及重建生活。即使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显示遭列名者一律被禁止开户或进入一般企业工作，这套层层设限的惩戒机制仍可能把陷入困境的民众进一步推向社会边缘，令他们翻身无门。
在经济困境与政治压迫交织下，“走线”一度成为部分人逃离统治的危险途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资料显示，美国执法人员在西南边境查获的中国籍越境者，由2022财年的约2200人激增至2024财年的约3.82万人。这些人背景各异，既有受经济困境冲击的底层民众，也有因清零封控、财产损失、言论或宗教迫害而出走者；不能将他们全部称为无家可归者，也缺乏证据证明其中“大量”属于中产阶级。然而，数以万计的人甘冒穿越拉丁美洲丛林及美墨边境的生命危险，也要逃离，本身就是对所谓“制度自信”最尖锐的否定。
对于无力离开的普通人而言，降低欲望、拒绝竞争，逐渐成为对抗现实压力的生存方式。捷克智库Sinopsis研究员、加拿大前驻北京外交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形容，社会正陷入深刻而系统性的萎靡状态；长期累积的疲惫、挫败与绝望，则集中体现在“躺平”和“摆烂”等社会风潮之中。伯顿认为，这些看似消极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是民众对体制的被动反抗。当年轻人再怎么努力也难以换取稳定工作、住房和向上流动的机会，拒绝加班、消费、买房甚至生育，便成为他们所能采取的有限抵抗。
近年也有部分年轻人和城市专业人士以“提前退休”或逃离内卷为名，搬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小城镇或农村。这股逆向迁移尚未成为全民趋势，却反映曾经象征机会与繁荣的大城市，正逐渐失去对新一代的吸引力。伯顿直言，习近平治下的精英缺乏新颖、现代的治理理念，只能依靠僵化意识形态支撑缺乏感召力的统治。面对经济困境与民心流失，当局没有放松控制或推动政治改革，反而把国家权力伸向公共生活的每个角落：加重媒体审查、以意识形态箝制教育，并干预和主导流行文化。当一个政权只能靠封口、灌输与控制维持权威，“躺平”与“摆烂”便不只是生活态度，更是民众投下的不信任票。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FPI）中共国政策资深主任皮耶罗·托齐（Piero Tozzi）指出，习近平的统治模式深受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影响。法家崇尚君权至上、严刑峻法与驭民之术，托齐将其形容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并认为这套思想早已植入中共的统治基因。从数位监控、言论审查到党组织全面渗透社会，追求的不是保障人民权利，而是将所有人置于政权可以监视、规训与支配的控制网中。在追求绝对服从的过程中，习近平把个人意志和党的权力强加于经济、教育、文化及私人生活，不仅压制民间创造力，也不断侵蚀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这种高压统治并非低生育率的唯一原因，却与数十年强制计划生育留下的伤痕，以及失业、房价、养育成本和社会不安相互叠加。目前总生育率估计已降至每名妇女约生育1名子女，远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2.1；昔日以暴力限制生育，如今再以宣传和行政手段催婚催生，暴露其始终把人民当作国家机器可以任意调节的人口工具。
联合国推估，人口到2100年可能由目前约14亿人锐减至6.33亿，流失超过一半；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人口学者易富贤的推估更为悲观，认为届时可能仅剩约3.3亿人。人口预测会随生育率、寿命与移民情况改变，并非注定不变；但劳动人口萎缩、社会急速老化及养老负担恶化，已是无法用宣传口号掩盖的长期危机。低生育既受现代化与高生活成本影响，更无法与一胎化政策的长期摧残、经济前景黯淡及政治高压切割。当一个政权一面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一面又无法提供工作、住房与基本安全感，年轻人便以不婚、不生、“躺平”乃至逃离作出回答。
这场人口危机未必会自动带来政权的终结，却将持续削弱其经济基础、财政能力与统治合法性；而在高墙倒下之前，被体制抛弃的大批民众仍得在失业、贫困与无家可归的困境中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