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饥荒》作者安爱波邦（Anne Applebaum）是当代知名的历史学家、记者与作家，也是普利策奖得主。爱波邦长期关注苏联历史、共产主义体制以及东欧政治。她在撰写《人造饥荒》时，与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HURI）的学者紧密合作，该计划自2010年便开始讨论撰写一部新大饥荒史的必要性。她与伦敦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及纽约的出版团队有长期合作关系，该书是她在其协助下完成的第三部重要著作。
爱波邦的作品强调跨国档案与第一手证词的运用，她受益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档案馆的开放。她指出，基辅的档案馆比莫斯科更具开放性，使她能接触到过去被掩盖的人口普查与秘密警察报告。她的叙事不仅基于官方文件，还大量采用过去三十年来在乌克兰各地采集的数千份第一手口述纪录和回忆录，致力于重建被极权政权蓄意抹除的民族记忆，试图还原历史的人性温度。她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对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里程碑著作《悲伤的收获》的当代补充与更新，利用过去二十五年来最新的学术成果进行深度分析。
《悲伤的收获》出版1986年，康奎斯特是最早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真相的历史学者之一。
爱波邦在撰写此书期间，正逢2014年乌克兰广场革命、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及入侵乌克兰东部等重大事件。虽然她身兼记者身份并撰写相关时事报导，但她强调这本书的写作并非为了回应当前局势或支持特定政治人物，而是旨在运用新发现的档案和证词，还原历史真相。她在本书提出一个核心论点：乌克兰大饥荒是斯大林的一项蓄意政治决策，旨在透过饥饿瓦解乌克兰农村的反抗，并同时铲除乌克兰的知识分子与文化菁英，以达成“苏维埃化”与摧毁民族意识的目的。她也深入探讨“种族灭绝”概念在乌克兰历史背景下的法理适用性。
为让读者更能清楚本书的历史创作贡献，以下笔者想从比较叙事的观点，来呈现本书特色。无独有偶，论述二十世纪共产政权所造成的饥荒问题，也有另一史学名著：冯客（Frank Dikötter）2010年出版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1958–1962）。首先，笔者想要与读者分享的是：这两本都是在描述共产制度下造成的大饥荒，两书何者是相同的？
这两本书分别记录了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与中国毛泽东时期的“大跃进大饥荒”，尽管发生的时空背景不同，但两者在成因、执行手段、对社会的破坏以及事后的掩盖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两位史家分析到，分别发生在中俄饥荒的根本原因皆非自然灾害，而是共产政权推行的激进经济与社会改造政策。斯大林透过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消灭富农”，摧毁了农村原有的经济结构。毛泽东则发动“大跃进”，将农民赶入巨大的“人民公社”，没收土地、工具甚至家禽，试图借此跨入共产主义。两者都将生产资源收归国有，使农民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国家。
两国政府都基于虚假或夸大的数据，向农村索取远超负荷的粮食配额。在乌克兰，莫斯科无视歉收事实，坚持完成不可能的粮食配额，甚至没收农民种子粮。在中国，地方干部为讨好上级而“发射卫星”，虚报产量，导致政府按假数据进行“惩罚性征购”，夺走农民的保命粮。两者皆奉行“先国家、后农民”的阶级层级，宁可让农民饿死也要供应城市或出口换取外汇。
暴力与恐惧是两者推行政策的共同基础。斯大林动用秘密警察（OGPU）与积极分子组成“搜粮队”，使用金属棒刺探农舍寻找藏匿粮食，殴打并逮捕抗命农民。毛泽东时期则利用民兵与基层干部，对无法缴粮的农民实施残酷折磨、绑架、甚至活埋。这两场运动中，粮食都被当作一种武器，用来惩罚被视为“阶级敌人”或不听话的人民。极度饥饿导致了两地都出现了相似的人性惨剧。这两本书均详细记载了饥荒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食人现象，包括父母杀食子女，或是挖掘坟墓分食尸体。此外，家庭关系彻底瓦解，出现大量抛弃或出售子女的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因争夺食物而产生的互不信任与残杀。
无论是《人造饥荒》还是《毛泽东的大饥荒》都描述为了防止饥荒消息扩散及农民逃荒，两个共产政权都实施严格的边境与流动管制。斯大林下令封锁乌克兰边境，禁止农民进入城市或前往俄罗斯寻找食物，并实施“内部通行证”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毛泽东政权也利用“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城市与农村间的围墙，并由民兵设立“收容遣送站”，强行拦截并遣返逃荒的农民。
两者在事后皆投入巨大资源掩盖灾难真相。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发生饥荒，销毁地方档案，甚至逮捕并处决揭露人口流失的统计学家。中国政府则长期将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与“苏联逼债”，禁止公开讨论饥荒细节，并利用政治宣传掩盖数千万人死亡的事实。从相同处探究，这两本书都展示了在高度集权的共产体制下，当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与现实脱节时，国家机器如何透过暴力征粮、社会管控与资讯封锁，制造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人造饥荒”。
为让读者能更深刻体认本书的特色，紧接着再追问：这两本都是在描述共产制度下造成的大饥荒，两书论述在何处明显不同？
这两本书详细纪录共产历史上最惨重的两场人造灾难：苏联斯大林的“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与中国毛泽东的“大跃进大饥荒”。虽然两者都源于激进的集体化政策与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但两位史家在分析制造饥荒的动机目标、死亡规模、破坏广度及国际竞争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
爱波邦的《人造饥荒》明确指出，乌克兰饥荒具有明确的政治与民族针对性，旨在摧毁乌克兰的民族意识与反抗苏联统一政策的挑战。斯大林将“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挂钩，透过饥饿来削弱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使其彻底“苏维埃化”。
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认为，毛泽东推动大跃进之动机在于极端的乌托邦理想与经济狂热，试图透过“大跃进”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内赶超英国。这是一场试图将落后经济转化为现代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验，强调创造现代中国农业与工业“两条腿走路”（兼顾两面平衡）生产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两书在分析饥荒造成的死亡规模与致死手段也存在差异。乌克兰大饥荒的超额死亡人数估计约为390万人。而毛泽东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则高达至少4500万人。而在乌克兰，致死主因是政府没收了农民所有能找到的粮食并封锁边境，使农民困在村庄中饿死。在中国，除了饥饿，系统性的暴力与酷刑更为普遍：估计有6～8％的受害者（约250万人）是被折磨致死或草率杀害的。此外，大量人口因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修筑大坝、大炼钢铁）而精疲力竭或死于事故。
两位史家在论述大饥荒对物质产权与环境的破坏广度之描述，也有差异。毛泽东时期的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屋拆除，高达40％的住房被推平，目的是为了获取有机肥、扩建公社或单纯惩罚住户。同时，为了大炼钢铁，中国的森林资源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砍伐。苏联在乌克兰的情况主要是没收粮食、种子、家畜与农具，虽有没收富农房屋改建公办室的纪录，但较少见到像中国那样为了“经济现代化”而大规模系统性地将民宅夷为平地。
共产执政者制造的两场大饥荒皆受国际政治背景与竞争对手威胁影响。苏联斯大林主要的外部疑虑来自对波兰势力的防范，并以此为借口在乌克兰进行政治清洗与边境管制。毛泽东正处于中苏交恶，毛泽东在经济政策上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展开激烈的“共产主义竞赛”，试图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人民公社）比苏联更优越，甚至不惜在饥荒高峰期仍大量出口粮食与提供对外援助以换取面子与政治利益。
大饥荒发生后，两位共产执政者对真相掩盖的技术手段也有所不同。苏联的斯大林郑权除否认饥荒，更直接废除1937年的人口普查并处决统计学家，因为数据揭露巨大的人口缺口。中国毛泽东政权长期将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与苏联逼债，这成为中国民间最持久的迷思之一。直到近年来透过地方档案的开放，才揭露大量隐匿不报的死亡数据与人为政策的毁灭性后果。
透过比较可知：斯大林的人造饥荒是一场针对特定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毛泽东的大饥荒则是为了追求极端集体主义与经济赶超，不惜将人民当燃料烧的巨大社会工程灾难。
最后，笔者想从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的角度分析《人造饥荒》的特色，探讨本书之所以能在众多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相关著作中脱颖而出之原因。历史书写不同于报导文学，需结合原始史料佐证，本书运用大量口述历史与第一手证词，除官方档案外，更大量分析近三十年来在乌克兰各地采集的数千份第一手口述纪录和回忆录。叙事中穿插农民写给克里姆林宫的信件、秘密警察报告中记录的平民哀鸣，以及幸存者对饥饿、食人现象和人伦崩溃的具体描述，使宏观的政治决策具备了令人震撼的人性温度与细节。
作者的历史书写采取将“饥荒”与“民族镇压”双线并行模式：作者认为，大饥荒并非单纯的经济政策失败，而是一场双管齐下的镇压运动。在农村，透过人为制造的饥荒，摧毁作为乌克兰民族意识根基的农民阶级。在城市，则以另一种方式对付精英阶层，当乡村农民饿死的同时，秘密警察也系统性地迫害、监禁或处决乌克兰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神职人员与政治精英。这种叙事结构强调斯大林如何利用粮食作为武器，同时铲除体力上的反抗者（农民）与精神上的领导者（知识分子）。
《人造饥荒》另一特色是深入探讨了“种族灭绝”一词创始人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观点，他是1948年联合国制定《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背后的关键人物。莱姆金曾将当时的乌克兰视为种族灭绝的“经典案例”，认为这不只是对个人的杀戮，更是对文化与民族的彻底毁灭。本书将此历史事件放在国际法与道德判断的框架下进行辩论。爱波邦犀利地指出，自莱姆金提出该词后，受政治因素影响，国际法对“种族灭绝”的定义日趋狭隘。苏联在参与制定联合国公约时，刻意将“社会阶级”与“政治团体”排除在受保护对象外，以避免其自身政策被定罪。作者借此辩论：乌克兰大饥荒是否符合法律上的严格定义，或是应回归莱姆金最初更广泛的社会学视角。本书紧接着也挑战“全苏联都在挨饿”的平反论调。作者引用历史学家安德烈．格拉齐奥西（Andrea Graziosi）的观点，认为不能因为全苏联都有饥荒，就掩盖了针对乌克兰人的特定迫害，这如同不能将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仅归类为一般的战争暴行。爱波邦引用最新的人口学研究，指出乌克兰境内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如基辅和哈尔科夫）并非地理上最易干旱的地区，而是民族意识与反抗最激烈的核心区，这在道德与逻辑上强化了“行政手段干预死亡率”的论点。
爱波邦在本书终章延伸探讨到当代乌克兰的记忆政治，说明这段被掩盖五十年的历史如何形塑当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与身份认同。这种运用具备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与现代联系的手法，更让读者阅读本书时，不自觉地穿梭于历史过去与当前现实之间。首先，作者在本书的历史书写的时间断限并不局限于1932至1933那两年，而是从1917年的乌克兰革命拉开序幕，解释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时期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恐惧根源（即“1919年的残酷教训”），巧妙地与当前俄乌战争产生连结呼应。又透过终章运用记忆政治的概念，深入探讨乌克兰大饥荒这段被掩盖五十年的历史，如何成为当今乌克兰与俄罗斯在身份认同与双边关系斗争中的核心。
学术界将“记忆政治”（Memory Politics）定义为一个社会如何选择、建构、传承和利用历史记忆的过程，甚至直言历史论述就是另一场关乎认同的“纸上战争”。在《人造饥荒》中，作者爱波邦指出，苏联政府曾长期坚决否认1932至1933年间发生过饥荒，不仅销毁地方档案、窜改人口普查数据，学校也禁止教授这段历史。在苏联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乌克兰的“苏维埃化”往往以“俄罗斯化”的形式出现，乌克兰语地位被贬低，民族历史被蓄意抹除。然1991年乌克兰独立是历史的转折点。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档案馆员和记者开始利用变得更加开放的基辅档案馆，揭露被隐瞒半世纪的真相。这场“记忆的复苏”让乌克兰人重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拥有独立痛苦经验与历史的民族，而非俄罗斯历史的附庸。
因此，关于这场大饥荒的历史诠释与遗留影响，在当代俄乌战争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关于共同苏联历史的争论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现代俄罗斯领导人持续质疑乌克兰作为国家的合法性，而乌克兰则透过确立大饥荒的历史地位，来强化其脱离俄罗斯影响的正当性。作者指出，2014年的广场革命、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等事件，使得大饥荒这类历史背景成为理解当前局势的关键。对乌克兰而言，记住这段历史是为了防止再次被邻国强权主宰。
对这场大饥荒的历史论述，关乎乌克兰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重建问题。将大饥荒定调为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Genocide），已成为乌克兰民族认同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定性，更是一种道德宣告：强调这场灾难不只是对个人的杀戮，更是苏联政权为了摧毁乌克兰民族意识而发动的战争。然十九世纪俄罗斯常将乌克兰视为“小俄罗斯”，认为其历史只是俄罗斯历史的一条支流。当代同情乌克兰的史家则透过记忆政治，彻底推翻这种父权式的观点，建立起基于乌克兰自身历史痛苦与反抗精神的民族认同。
俄罗斯往往将乌克兰对大饥荒的纪念视为一种政治示威或反俄行动。这使得历史记忆不再只是对过去的悼念，而成了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话语权的武器。在乌克兰，纪念大饥荒已从私下的家庭传承演变为全国性的公共仪式，人们在街头张贴档案照片、设立祭坛，甚至从当年的乱葬岗取土祭奠。这些活动都强化乌克兰人“再也不愿失去独立”的共识。揭发这段被掩盖五十年的历史，已从家屋中的耳语变成了乌克兰立国的基石。从记忆政治的角度，让大饥荒成为区分“乌克兰”与“苏维埃／俄罗斯”的重要分界线，也成为决定当前两国冲突中，关于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深层论述，也借此可理解当前俄乌战争为何会迟迟无法结束的非物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