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民主进程的问题上，党内外团结协作理解包容比质疑诋毁互不信任很明显更有意义得多。
12月15日补充：
评论区有人提到胡温的关系，总有人发出些胡在改革温没在改革类似的谬论，不妨先读这篇政改，是否还有一线希望？，将温提政改的次数记录地很清楚，也对比了温的改革诉求表达得最迫切最彻底而胡言辞谨慎。以下简单谈谈胡温关系和温如何推动改革，他绝非只是喊喊而已。
一、
团派在胡耀邦去世后，虽也有相对开明的人物，但因团派多为缺乏背景的平民子弟，他们更明哲保身、小心谨慎，遇到问题时大气不敢出，欠缺温的政治勇气。他们中没有人像温一样十几次公开呼吁政改，可见温的长期被孤立和力量薄弱。赵紫阳评论胡锦涛是“体制的驯服者”，他认为胡不可能改革，而认为温的改革意识比胡强。实际真正掣肘温的不仅是高层的左派和利益集团，胡也是，他向来立场中庸，无法真正和温站在同一条战线。有人说胡是暗中支持温，只是不能发声，且不说这种观点是不是臆测，他哪怕只要对温的支持稍微多些、公开些、大胆些，温的力量都会增强，毕竟那是来自一把手的支持，所以本质上他内心对政改是不支持的，至少是认为时机不当。还有种说法认为胡温是一体两面，代表红脸白脸，胡平曾批驳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有人说这是演双簧，温家宝唱红脸，其他人唱黑脸。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可笑的了。你能想象吗：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秘密召开会议，大家决定，你温家宝对外说好话，历史上留个好名声，我们说坏话，历史上留个坏名声。如果有这种事，那八个人的风格也未免太高了。”（对温家宝讲话应予肯定）
当年已有不少文章分析，认为胡温联盟实际已经破裂。胡温本质上不是同一类人，越往后胡温的貌合神离越明显，《第四代》书中也把胡中庸老好人的个性写得非常具体，他没什么政治野心，是一个无奈掌控了十年政坛的傀儡，十年里如履薄冰，只求平稳交接，因而任凭贪腐横行、社会不公肆虐，冷眼旁观阶层撕裂日益严重，对不同意见永远保持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不表达政治诉求和立场也是一种表达，没有立场也是一种立场，且是一种无形中支持维持现状的立场。严格来说，胡不是非常合格的政治家，他在十八大的裸退也不像很多人臆想的高风亮节而是政治势力角斗中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确实是个不恋权的人，裸退也被认为是他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但从敲定十八大名单前后来看胡也是相对软弱的且缺乏政治智慧，手握军权却被江系占据优势，该入常的团派都没进去），因为他的“中庸”和隐藏立场，反倒让人不好把握他的真实形象、不好诟病而得出相对较好的评价。然而改革失败，胡的责任远比温大，他才是一把手，而温的排名甚至在吴邦国之后，他也只能管理政务系统。胡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技术官员，曾经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是一个比温左了很多的人物，参见：锦涛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再谈中共十八大肯定不“去毛”，某次访俄在被问起读过什么俄国名著，他答曰《卓娅与舒拉》，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宣传品。所以赵紫阳称胡是在中共意识形态“驯服”下教育出的官员，因而对他是否开启政改不报希望，可见中共也非常清楚由自己体制培养出的官僚们难具才思眼光。
从胡温两位的差异也可反映出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性，虽然他们都从未出国留学而是由体制内培养接受了“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但从二人的阅读书目和广泛程度来看，显然曾称《卓娅和舒拉》是俄国经典名著的胡比温逊色较多。温出身民国教育世家接受过传统教育，后来也可在记者会上看到他总是旁征博引诗词古赋；同时他也博览群书，倾慕西方经典。温曾在03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谈到如下的一段轶事——“温：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伴随着我的整个生活。谈到读美国的书，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见韩国总统卢武铉时，他说他的就职演说引用了林肯1861年的一段演说。我回去翻我书架上有关林肯的书，发现在同样的一段话下，我用铅笔画满了红线。”（温家宝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采访）。对西方名著的熟稔也利于他开阔心胸视野、亲近西方、拥抱民主。他还提过自己最喜欢读的几本书是《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沉思录》，尤其《沉思录》据他说读过不下百遍，从中倒可瞥见他的为官处事之道，颇具斯多葛式的克己顺性反求诸己，官场喧嚣辉煌、易于丛生杂念，而此书来自灵魂深处的清净内省则帮助他向内沉思复归平静。斯多葛主义者放弃任何世俗流行和社会舆论对自己的困束，完全按照自我内心的道德律令行事：“我已一无所求，只想践行自我”，他们是入世的苦行僧。他最爱引书中的一句话是：“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他不要人们崇拜他，反而请人们把他忘掉。
说一句可能稍显矫情但恰如其分的话：温是中共党内极其罕见的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朋友”的领袖，在他之前的应该是胡耀邦（当年姜维平在温还在任时就说过，温是活着的胡、赵，可惜他和许多知识分子挺温的呼吁没有得到更多人尤其是百姓的认同）。网上有很多温给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甚至大中小学孩子们的手写信，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知识分子的真诚相待、敬仰谦恭及对晚辈的照顾有加、殷殷嘱托是装不出来的，举一个例子，和李政道的交往：温总理与李政道教授交往纪事，温和他的“高知”老友李政道。
对媒体记者也是如此，香港文汇报记者凯雷如此评价朱、温二位总理对记者的态度：
“远见朱总和蔼，亲见相当严厉：台上笑颜感染人，但他不会主动与记者打招呼，也没一个记者敢趋前；远见温总忧思，亲见相当亲和：03年首场会后突入记者席走向提问的香港记者欲握手，她吃惊闪开，身后的我得以第一握。”“朱总会后永无与记者零距离。03温总主动走入记者席，令记者们会后追访热情剧增。难忘记者扑上握手、抢纸笔，有知名记者嘲笑他们，其实没有一次次经历拒人千里之外的大官作风难有感同共鸣。”
他不仅表面如此，私下同样对媒体和记者非常开明。有资深调查记者刘建锋曾提到过不少温私下里支援乃至救助被陷害的媒体记者的事情，见此文《笑蜀：有这样的影帝？》后段刘建锋评论。吴伟也在文章提过，温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仅呼吁，也有所践行，比如，“汶川地震他第一时间飞往灾区，他主持的那一个月的救灾，是四九年之后最开放、最开明、媒体报道和NGO进入最自由最充分的一次救灾。这本身也反映了他的气质。”（吴伟：我对温相的点滴印象）
我对温的赞许都是发自肺腑的，对胡温二位我都保有一定好感（特别在广泛阅读材料之后对温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当时已有对胡失望的人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假若温家宝是总书记。胡在上任之初还跑到湖南祭拜毛墓，但温则从未如此，因而极左张宏良等人还撰文攻击他作为党的领袖居然不拜毛不唱红歌。看胡对毛对古巴朝鲜的评论也能明白，受党文化意识形态禁锢更深。在薄熙来事件上也同样如此。温真正看明白了这个体制的弊端何在，以及应从否定毛以及文革做起。比起窝囊的团派，温在倒薄事件几乎一个人顶住了所有攻击，也是为什么胡锦涛一直不被攻击，而且他不改革反而没人怪罪他都去攻击温，不出头不露面就不会被当做靶子，谁先置喙谁先被攻击。
二、
温不仅一直呐喊，也身体力行地从政务系统推进改革，他最大贡献是以自己掌管政务系统的权力颁布各项改革政策促进社会进步转型，在教育媒体科学环保经济民生等领域努力播种推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维护人权等进步思想的种子，在国际外交推行和平外交，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社会转型，那些只说他嘴上喊两句却不动作的人是多么无知。两个月前，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提出包括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等六项内容，把温在国务院推动的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鼓励上市融资等市场化改革路线推翻。须知，媒体和言论自由是启动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关键点。
我一直赞同于建嵘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路线应当如何进行的观点：即从民生政策抓起，保障民权，在公民社会逐渐培育成型后，进行司法体制、新闻体制、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最终实现转型目标。
于建嵘认为：“解决任何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都有一个时间顺序。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政者所接受。”
江朱时代，“经历了邓、江两代中共改良派的强势推行，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平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牟传珩：胡锦涛突围毛、邓路线）。
江朱年代是对百姓对农民剥削最残酷的年代，江开启中国警察治国恶性发展模式，国企改革数千万城市下岗职工农村失业人口2亿，许多人卖血卖肾卖淫自杀。闷声发大财以腐败收买党羽贪腐成风，盘剥农民横征暴敛税费由80年代的七八种增加到三十多种，更加激化城乡矛盾；分税制、土地财政、医改教改的产业化加上住房这新三座大山、以房地产业代替制造业成为高赢利发展模式、建起防火墙等等都始自江时代（gfw总支持者正是江系亲信李长春江儿子江绵恒及公安部政法委系统和由江一手管控的610办公室，参见：GFW的前世今生）；
朱的改革也是毁誉参半，分税制导致的土地财政才是高房价的罪魁，后任的温李都深受其害（见：朱镕基经改留下的陷阱）。他和江对底层照顾太少甚至一定程度剥夺了大量民众的生存权。严家祺对江时代的政治负资产有极为严苛的批评——培植了“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缔造了“警察国家”、开辟了中国“恶性发展”道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五·一六协议》（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三个代表”）。
到了胡温年代这些“肿瘤”一再膨胀，胡温当然是有责任的，但因胡温被掣肘和分权，他们没办法真正大修大改。温对这些问题非常清楚，温家宝忧心忡忡：中国社会炸弹随时会爆炸，他比胡的责任意识强很多，但他毕竟权力有限，我一直认为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话题也是在总理任上发现党政不分九龙分权体制腐败臃肿僵化已达极限、以及包括四万亿政策刺激计划靠银行信贷却又遭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体制沉疴、中央地方利益格局关系早不同朱时代而已进入恶性失控导致中央政策执行力无法贯彻（而朱时代地方利益集团尚在酝酿并未成型才是使朱政令畅通之关键），所以他才一再呼吁政体改革。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体来说，胡温年代还是侧重缓解了不少民生难题。我想，大家对温的记忆比胡更多恐怕也是由因他的亲民态度和民生工程，比如在免除农业税、废除收容遣送制、新农合、免学费、提高养老金、修高铁、蛋奶工程等话题上都会记得他的贡献，他也在国务院系统施行政务审批制度、政务公开、公车公费等改革。胡温年代也因重视三农和一直向底层倾斜政策，才稍稍缓解了城乡冲突，他们改善民生、建立社保体系、扩大教育支出、推进公共服务型和问责型政府，保障人权入宪，物权法高票通过，公民社会雏形逐步建立。
温在内政外交都颇有功绩。他从80年代末开始管科技，90年代初开始管农业，是这30年来中国农业和科技发展的最大功臣之一；他重民生重教育，在位期间重建了医保和社保体系，制定了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他作为副总时就主持设计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上任后选择和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区域平衡战略，有效缓解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广大农民和中西部人民都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从4亿降到了1500万；尽管08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但这些政策是利大于弊的，它带来了高铁、地铁、村村通等一系列基建和民生工程，真正把全国各区域都拉入了大中国经济圈；同时基建的完备也间接触发了移动互联网革命。
以下两篇是温总对于民生的改革贡献，曾在sub贴过：《这就是温总理，你们口中的“影帝”的九年》，《温是真正农民的总理》。
“胡温十年”实际是“温胡十年”。多维有位博主写道：“从2002年温胡十年一开启，温家宝始终站在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最前沿，引领着中共在复杂的党民共治困局和世界斗争格局中前行；在十年的民意热捧与非议的风口浪尖之上总是他独自在感受荣耀与诋毁！温才是这十年中共的缩影，是中共的说与做，议与行的代表！当民众感受中共的权力恩赐时，是温最先来到了民众身边！当民众被政府公权力欺凌时，是温出面安抚，因为他是行政首长！所以温才是这十年中共复杂的伴生体，他的身上，积聚着中共一切的矛盾与奋争，无奈与突围！”
总有人觉得温只要和中共决裂就能民主化了，总是希望他来点什么激动人心的大动作显示自己的改革决心，这种对政治的幼稚理解令人无奈，这些对温陈词老调的批判都犯了对体制机制复杂性缺乏了解的老毛病，总是幻想温像叶利钦一样站上坦克就成功了，他若这样做就是第二个赵紫阳，要么几十年被软禁，或者秦城监狱等着他。体制内改革只能渐进且必须有政策配合。中共体制下在邓扳掉胡赵之后早已不具备戈尔巴乔夫诞生的土壤，也不存在使戈成功的民间土壤，即使在上届末期大环境略有松动时，和叶利钦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有很大不同，1987年苏联媒体已相当开放，民众反共反计划经济势头强劲，觉醒意志强烈。中共的全方位控制让这些都不可能。
以后温这样的高层不会再出现了。他能坐到总理位置是个人努力和机缘巧合：他不仅是技术官僚以专业取胜，并且行事风格干练、重视实效、开明宽容。他在政治上能够精确平衡的天赋、没有帮派勤奋稳健作风低调、改开后干部四化选拔机制让实干派的技术官僚脱颖，加上一路晋升有贵人伯乐，又因身处教育世家赶上了民国传统教育的尾巴，虽在体制内接受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但历经文革又从改开相对思想自由的环境中走来。时也，命也，运也，及其所能也。最后推荐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润涛阎：温家宝的继位者麻烦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