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0日，求职者在北京参加招聘会
今年9月1日开学第一天，天津市静海区一个三年级小男孩写作业时崩溃大哭，妈妈鼓励他努力学习就能找好工作，他回应：“长大了还不是当有钱人的牛马吗？”母子对话的短影片迅速走红。
妈妈接着说现在好好努力，长大就当有钱人了。孩子反问她：“这是事实吗？”并说：“你考得再好，回来找不到工作，还不得搬砖是吗？还不得当牛马吗？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大坑。”
这则视频迅速在网上热传，网民们纷纷感慨道：“这孩子活明白了。”“比40岁还通透。”“不是孩子没志向，是孩子很清醒。”
读书无用论：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
这令人联想到今年中国大陆高考（大学入学考试）期间的一张官方宣传海报，原句为：“别有压力，考不上，4天后送外卖；考上的，4年后送外卖。”
这张海报赤裸裸地揭示了“无论读不读大学，最终都可能去送外卖”的困境，讽刺了学历贬值、就业市场饱和以及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的严峻现实，引发舆论哗然。
许多网民感叹，这戳破了“读大学就能改变命运”的迷思，突显出寒窗苦读多年，却依然面临做基层劳务或失业的无奈。
官方数据：青年失业率增至18.9%
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7日发布，2026年8月城镇青年失业率增至18.9%，较7月上升1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最高数值。然而，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失真，还是过度美化了的数字。
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2023年就曾发表研究指出，中国青年实际失业率最高可能达到46.5%，远远超出2023年中共官方公布的21.3%。
十一年前的洞见：阿西莫格鲁眼中的中国“成长无法持续”
为什么中国青年失业率这么高呢？我们从源头来看，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结构本身就很扭曲。中共是攫取型政权，大多数中国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只能分食经济大饼掉落的边角碎屑。
攫取型政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提出的概念，用来解释国家为何会变得繁荣或贫穷。
他们把国家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包容型制度指社会各阶层多数人都能参与经济活动、公平竞争，使利益共享。攫取性制度指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权贵垄断，缺乏权力制衡与法治，全国的多数人都在为极少数人服务。
凡是选择了包容型制度的国家，经济都能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准也持续提高；攫取型政经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成长，但这个成长不能够持续，最终会陷入停滞或衰退。
早在十一年前（2014年），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就指出，当今的中国就是“在攫取型制度下增长，但无法维持”的典型案例。
中共经济的逻辑：为政权服务而非造福人民
开门见山地说，中共发展经济的核心目的并非造福全体国民，而是为了巩固并壮大它的政权。
在这类极权政府的治理逻辑下，社会被套上集体主义的框架，个体利益必须为宏观的“政权力量”服务。中共还将集体主义包装为爱国主义，实质上则是要求群众效忠共产党。
在这个体制下，人民成了被汲取力量的资源，网民近年创造的“人矿”一词，可谓一针见血。当多数民众发现努力无法换取幸福，生活日益困顿，最终只能无奈选择以“躺平、不婚、不生、不工作”来消极抵抗。
有网民自嘲：小时候看官媒，每当听到“中方不惜一切代价”，就热血沸腾，以为自己是“中方”；长大了才彻底明白，原来自己只是那个“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不可行。在集体主义的压迫下，个人生产的一切产品都属于集体，举例如人民公社，个人为什么要努力生产？这是违反人性的制度。
相较之下，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中，政府的根本存在是以国民福祉为依归，社会资源分配也更趋于均衡。制度保障了个体天赋的发展与创新空间，每位公民都有权利发挥自我禀赋，在不同领域中持续创造价值。
当各阶层得以公平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并共享利益，自然能将经济蛋糕做大，使辛勤付出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
“6亿人月入千元”背后：财富基尼系数冲破0.7
2020年，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公开发言，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2024年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约掌握全国3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0%则掌握约68%。
中国经济学者李实指出，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已从1995年的0.45大幅飙升至2023年的0.7以上，显示近年来中国的财富分配已呈现高度不均的趋势。
一般人难以分享经济成长的红利
讽刺的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毛额（GDP）同比增长4.7%。
在对外贸易方面，2026年1至8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998.2亿美元；1至8月累计出口总额达2.92兆美元（29,255亿美元），同比增长19%。这些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AI与半导体相关产业，如芯片、服务器及零组件，还有新能源产业，如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
然而，国家总体经济的成长，并未反映在基层民众的收入成长上。换句话说，经济成果在体制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均，一般人基本上没有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果实。
普通中国人的应对之道
面对这个世道，身为普通人的中国朋友可以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首先，了解一些真相的朋友，不要再听官方的宣传，不要再当中共的好学生了，学校能毕业就好。
在“人矿”与“牛马”的大环境压力下，普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积蓄内力”。这包括：保持资产的流动性与安全性、持续学习能跨越国界的技能、降低不必要的消费与负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接触海外的真实资讯与多元视角。用个体的韧性与智慧，去对抗大环境的不确定性。
对学生而言，可以结合自己的志趣，静下心来好好学一门专业或手艺，把时间与资源投资在自己身上。也可以多增加英语实力，培养对非官方讯息的认知能力，等待改变的时机。
有能力的人建议到国外留学与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离开中国、定居国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此一来，很大概率可以改变成为人矿的命运。
（本文作者是台大社会学士、台大政治硕士，政治经济专栏评论员。专长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