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3日，本文作者钱志健（左）和黄之锋（右）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合影。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Edward Chin撰文／信宇编译）
2023年6月，我在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ala），那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我在那里看到的一幕至今仍难以忘怀：到处都贴着一个男孩的画像，提醒着世人一个失踪近三十年的孩子。他的名字叫根敦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1995年5月17日，就在达赖喇嘛承认他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三天后，中共当局带走了年仅六岁的根敦确吉尼玛和他的家人。
三十多年过去了，外界仍然不知道他的下落。“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简称HRW，总部位于纽约）组织称此案为强迫失踪。中共当局承认带走了他，但拒绝任何独立机构探视他，也拒绝提供关于他下落的确切信息。
站在达兰萨拉，看着那个小男孩的照片，我不禁思索：一个政府怎么能让一个6岁的孩子消失——三十多年过去了，世人依然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今，他应该已经37岁了。
或许他生活在西藏境内，受中共统治。或许他被允许在严密的国家监控下过着平静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悲剧的一部分。
中共政权一再展现其通过拘留、监禁和强迫失踪等手段将民众从公众视野中移除的能力。在涉及外国公民的案件中，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也将其拘留个人描述为一种政治筹码——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人质外交”（hostage diplomacy）。
图为2019年4月29日，西藏妇女协会的藏传佛教成员手持标语牌，参加一场静默游行。之前于2019年4月25日，居住在印度东北部的流亡藏人组织了一次和平游行，以庆祝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30岁生日。敦确吉尼玛于1995年6岁时被中共当局带走，此后下落不明。(Dipendu Dutta/AFP via Getty Images)
黄之锋：新一代的声音
很少有人比香港民运领袖黄之锋（Joshua Wong）更能代表香港的年轻一代。他十几岁时就因2012年反对香港新版国民教育课程的运动而为人所知，他和同学们认为该课程是政治灌输。两年后，他成为香港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雨伞运动是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的一场争取真普选的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亦称“雨伞革命”或“占中行动”。
黄之锋当时还很年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的故事不仅仅关乎一个人，而是关乎整整一代香港年轻人，他们成长于“一国两制”的理念之下，相信香港能够保有真正的自由。
如今，黄之锋29岁，仍然身陷囹圄。他的第一起国家安全案源于2020年的香港非正式初选。他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四年零八个月监禁。
随后，他又面临第二起国家安全案。2026年9月2日，黄之锋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检方指控他参与寻求外国对香港和中国实施制裁及其它敌对措施的活动。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该指控可判处终身监禁。
他的判决日期尚未确定。判决可能安排在9月24日之后，也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特朗普）在华盛顿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之后。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合理推断：自由世界希望黄之锋的名字能够出现在围绕川习峰会的人权议题讨论之中。
香港政治犯的命运是否会与贸易、关税、科技和地缘政治等议题一起，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如果黄之锋在峰会前被判刑，他的案件可能会成为白宫向北京提出的更为紧迫的问题。如果判决在9月24日之后，则另一个问题仍然存在：两位领导人是否讨论过香港政治犯问题？无论如何，黄之锋的名字都不应从国际议程中消失。
香港的政治犯
整整一代香港政治人物都曾因中共强加的《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2020）而入狱。
黎智英（Jimmy Lai）——香港《苹果日报》（Apple Daily）创办人、香港最杰出的新闻自由与民主倡导者之一，于今年2月在一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安全案件中被定罪，随后被判处20年监禁。
邹幸彤（Chow Hang-tung）——香港人权律师、香港支联会（Hong Kong Alliance）前副主席，曾通过组织香港一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帮助人们铭记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七年零三个月有期徒刑。
李卓人（Lee Cheuk-yan）——资深劳工活动家、前立法会议员、香港支联会前主席——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何俊仁（Albert Ho）——资深民主派政治家、人权律师——被判处五年零两个月有期徒刑。
戴耀廷（Benny Tai）——香港大学前法律教授、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因“香港47人”国安案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这些并非抽象的名字。他们是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出版商、活动家和社区领袖。他们代表着香港现代史的不同篇章。
当一代人的领袖消失，社会将会怎样？
这些问题最令我忧心忡忡：当香港年轻人曾经仰慕的人逐渐从公共生活和世界视野中消失时，他们会怎样？当政党不复存在时？当报纸停刊时？当六四纪念活动无法举行时？当一个曾经站在镜头前畅谈城市未来的少年最终面临终身监禁的可能时？
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令人不寒而栗：不要发声。不要组织。不要挑战。不要铭记。
但是历史反复表明，镇压未必能摧毁一种理念。有时，它会将理念转入地下；有时，它会将理念传播到海外；有时，它会将理念代代相传。
正因如此，黄之锋才如此重要。他的故事是香港年轻一代的缩影，也关乎塑造这座城市的理想是否还能在众多捍卫这些理想的人身陷囹圄之后继续存在下去。
川普总统会向习近平提及黎智英和黄之锋吗？
因此，在华盛顿举行的川普-习近平会晤，其意义可能远远超出贸易和经济范畴。
如果计划中的华盛顿访问成行，贸易、关税、科技、台湾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几乎肯定会占据议程的主导地位。但是人权呢？香港问题呢？黎智英呢？现在，还有黄之锋呢？
我们不知道川普总统是否会提及这些人的案件。我们也不知道习近平是否会做出积极回应。我们不应该假装一次首脑会谈就意味着政治犯会重获自由。
外交并非如此简单。但是提及他们的名字意义重大。因为当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谈判桌上提及政治犯的名字时，这位政治犯就不再是隐形人了。
班禅喇嘛告诉我们，一个人从公众视野消失数十年会发生什么。黎智英、黄之锋、邹幸彤、李卓人、何俊仁和戴耀廷等人向我们展示了香港的政治镇压是什么样子。国际社会不应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被遗忘。
我们绝不应低估国际社会的力量
人们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政府有自己的利益，政客有选举，外交官有自己的优先事项。经济关系有时似乎比人权更重要。
但是我们绝对不应低估非政府组织、记者、教会、人权组织、立法者和普通公民等各方联合起来的力量。他们可以铭记逝者的名字，可以记录暴行，可以探望囚犯家属，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诉。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不让世界遗忘。
我想起了2023年6月的达兰萨拉。那张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依然张贴在那里。近30年过去了，人们仍在问：“班禅喇嘛在哪里？”这就是记忆的力量。
中共或许控制着领土，或许控制着监狱，或许控制着警察，或许控制着西藏境内的事务，也越来越控制着香港境内的言论。但它无法完全掌控境外人们的记忆。
黄之锋第一次为香港挺身而出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黎智英是一位身陷香港监狱的年迈出版人。邹幸彤、李卓人、何俊仁和戴耀廷等人如今也身陷囹圄，只因他们对香港未来的信念。不同的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
但是他们之间却有一条共同的线索：人绝不应沦为谈判的筹码。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些自由之人的责任：记住他们的名字，讲述他们的故事，为那些无法自由发声的人代言。因为让一个人消失是一回事，让世人遗忘他曾经存在过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作者简介：
Edward Chin，中文名为钱志健，曾任英国一家上市对冲基金的香港区负责人，该基金按资产管理规模计算是同类基金中规模最大的。在对冲基金领域之外，他是“2047香港观察”（2047 Hong Kong Monitor）组织的召集人，也是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资深顾问。他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主修演讲传播学，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原文：From the Panchen Lama to Joshua Wong: How the CCP Silences a Generatio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