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秋天的割草，定额是300多斤（随着季节略有差别），但是年轻人具有争强好胜的本性，何况，每天都在小组内公布每个人的成绩呢。于是，个个争先，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出工了，太阳下山才回来。有人创造了一千斤的成绩，这就是邮电学院的向如玉（从这位老兄的名字，读者想象他一定很纤秀，那您就错了。他是位强壮如牛、粗如邮筒一样的宜兴汉子），管理组鼓励大家向他学。有一次我割了800多斤，当我把最后一捆草从果树行间扛出来以后，真是精疲力尽了。天已经黑了，我想在草上歇一下再装车，没有想到往草捆上一坐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一睁眼睛时，天已经大亮了，阳光刺花了眼。其他如扛200斤的麻包上囤，搭五六百斤的石头作地基，为果树扩坑换土，三伏天耪玉米，同这些相比，又闷又热、又剌又咬（这时玉米叶子极锋利，地里蚊子极多）、又苦又累就都算不了什么了。
最苦最累的是夏秋之交，因为许多活都要抢季节，如果实的采摘、庄稼的收获、储备青贮饲料、割草等等都是累活。此时白天干了一天活，已经精疲力尽，可是睡觉时，蚊子又极活跃。“反动学生”中有蚊帐的同学不多（当时买蚊帐要布票）。许多人采取的办法是睡觉前到抽水的电井池子里坐上十分钟，刚刚从一二百米的地下抽出的水只有十多度，浇在身上透心凉，等凉透了回到屋里蒙上被单倒头大睡，待睡熟了，即使有蚊子也咬不醒了。这种做法使一些人得了风湿症。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不许读书。不用说业务书不许读，就是马列主义著作也不让读。当时有个谬论，说“反动学生”用马列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动学生”中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电影、戏剧的都有，有人带了马列的书都让收了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来连《毛泽东选集》都不许读。
此事缘起于北大的曹天予（此人现在是英国剑桥大学中“三一学院”的院士，他是中国人第一个获得此学位的），他由第一卷读《毛泽东选集》，常常躺着看。有的同学看他别扭，反映到管理组。管理组人员问他为什么这样学《毛泽东选集》（当时举国受到林彪的影响，强调“带着问题学，带着活思想学”，而且要“活学活用”）。曹说：“这样读毛著可以受到主席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对毛著的感情。”这段话激怒了管理组，招来了多次批判。他们认为你们这帮反动学生，带着问题学尚不能改造反动思想，还说什么潜移默化！
于是，在多次批判以后，管理组的主持者说：你们的问题不在于“学”，而在于“用”。你们用不着读《毛泽东选集》，只要有《毛主席语录》就够了。后来又说学好“老三篇”就足够了，再后来又强调学好“老三段”（指《毛主席语录》中的三段语录）。不过还好最终没有简化为“老三字”（这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轨迹是相同的。它也是由复杂逐渐简单化，最后简化到禅宗的“不立文字”，“当头棒喝”），但“当头棒喝”许许多多中国人是都体验到了。
偶尔哪个同学得到一本书，在偷偷阅读时，如被发现也会招来无穷烦恼。如樊渝杰（八十年代初体院毕业的硕士生）看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知识丛书》中的穆欣写的《韬奋》，被发现了，于是在小组内开他的批判会，管理组参加会的是老鲍。老鲍可以说是管理组内水平最低的一位。他是部队转业干部，大约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分到中国科技大学总务处膳食科管理伙食，后被派到南口管理“反动学生”。刚到南口时（1965年底），他还很谦虚，表示自己文化不高要向大家学习文化。后来管理组的其他人向他指出反动学生是专政对象，不能对他们那么客气。从此，他见到反动学生就先皱起眉来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樊渝杰在他眼中就是个不积极改造的，这次自然要从严批判（那时一点点小事就开批判会，目的是占住时间，不让我们想别的）。会开了一个小时，我们轮流发言，批判樊渝杰不专心改造，平时吊儿郎当，常常复习外语（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1964年毕业生，学外语是当时最大的罪状）。最后老鲍要讲点什么。他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仿佛是个大人物似的。突然用极严厉极严肃的语调（直到如今，这个语调还响在我的耳边）一句一顿地说：“韬奋，韬奋，掏大粪！散会！”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些，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忍住笑。这还是当时不太荒诞的批判。当然在这种人的指导和管理下谈什么改造呢？只能是以愚昧取代知识，以野蛮代替文化。
不过，这位文化低的管理人员也有好对付的一面，因为，他管反动学生没有太多的花样。如果你给他两种方法处理反动学生之间的事情，他准选最坏的一种。只要你把那最坏的一种定得好一些就是了。例如，周末晚上，大家都想到礼堂看看电视（场内职工也在那里看）。如果你向他“请示”，晚上是学习，还是看电视，他准会说：“学习！”可是出身农民的文艺干事郭春棠（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河南人）自有其农民的狡狯，他会向老鲍这样“请示”：“鲍老师，晚上看电视是带高凳，还是带矮凳？”“带矮凳，不要挡着职工。”于是，我们便可以轻松一晚上去看电视。真是有一弊便有一利。
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