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国国会大厦。（李辰／大纪元）美国参议院9月28日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S.4009），将中共强制摘取器官问题再次推到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
对长期追踪这一问题的人士而言，这不只是又一次美国国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谴责。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而平和时事评论员秦鹏在接受新唐人《扶摇会客室》节目采访时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工具正在从过去的“谴责”逐渐走向“调查、认定和追责”。
从质疑到法案：活摘器官问题走过20年
2006年中共涉嫌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首次大规模进入国际舆论视野。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张而平在回顾历程时感叹。他指出，自从2006年两名证人赴美揭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来，国际社会因该罪行的残暴程度超越人性底线而一度难以置信。
随后，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展开独立调查，其中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方法，就是向中国器官移植医院打电话询问器官来源和等待时间。张而平表示，一些医院方面曾声称能够快速提供器官，并提及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这些调查后来成为国际社会研究中国器官移植来源问题的重要材料。
2019年，伦敦“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公布调查结论。该法庭认为，中国长期存在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做法，并认为法轮功学员可能是其中主要器官来源之一。法庭同时指出，中国器官移植存在异常短的等待时间、大规模移植基础设施，以及官方自愿捐献数据难以解释移植数量等问题。
张而平认为，过去20年间，活摘器官的罪证链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被坐实，相关指控已经从最初的个别证人爆料，逐渐进入国际人权、医疗和立法机构的讨论范围。
调查揭开中共器官移植数据谎言
作为曾亲身参与活摘调查的学者，秦鹏在节目中披露了调查报告背后的推算逻辑。他指出，正常国家如美国，患者等待肝、肾移植的时间平均需要数年；但在中国，器官移植却能做到“随到随做”，甚至衍生出外国人来中国做移植的“器官旅游”。
秦鹏特别披露了对中国器官移植真实数量的调查结果，“中共官方宣称全国每年移植量仅有1万例左右，但我们的调查显示，真实数量是官方数据的十倍以上，每年可能高达10万例。”
秦鹏分析道，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为例，其专用的器官移植大楼就拥有逾700张床位，但是病患太多，床位依然紧张，该医院甚至大量包租周边酒店。按照医疗行业平均28至30天的住院周期计算，仅这一家医院一年实施的移植手术就高达8,000至1万例，几乎等于中共官方宣称的全国总量。
秦鹏指出，2006年前后，中国就有上千家医院全天候运作器官移植，包括了军队301医院、武警医院及地方医院等，截至2020年代，十几、二十年间累计被活摘的人数极可能达到百万级别，其规模堪比纳粹集中营发生的大屠杀。
美国新法案：从道德谴责正走向实际制裁
过去美国国会曾就中共强制摘取器官问题通过相关决议，但这些决议与联邦法律具有不同性质，如果S.4009法案最终完成立法程序，将可能建立更具体的政府行动机制，这也是此次S.4009法案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根据目前参议院通过的文本，法案要求对被认定明知参与、协助或促成中共强制摘取器官的外国人士实施制裁，措施包括资产限制以及入境和签证限制；同时要求国务院向国会提交中国器官移植政策及相关活动的报告。
秦鹏认为，这项法案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把调查从民间层面提升到美国政府层面，过去是由非政府组织、人权律师或研究者提出调查结果，如果改由美国政府依法对中国是否存在“系统性、大规模”强制摘取器官的问题启动正式调查并作出认定，其政治和外交影响将完全不同。
一旦成为法律 秦鹏：或引发中共体制“地震”
秦鹏分析，比制裁个别官员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项法案一旦最终成为美国法律，其影响将不再只是针对某些医生、警察或地方官员，而是可能触及对中共政权本身的国际政治定性，对中共体制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他将这种后果形容为对中共体制的一次“强烈地震”。
秦鹏认为，过去中共体制内很多人即使知道其中存在问题，仍然可能出于权力、利益和政治安全等因素而选择维护整个体制；但是如果美国政府正式作出中共涉及反人类罪行的认定，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他说，那些没有直接涉及活摘相关罪行的官员，未必愿意继续替涉嫌“反人类罪”的人员承担国际责任，由此，原本依靠政治利益和组织纪律维系的内部关系，可能出现裂缝。
在秦鹏的分析中，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还会与中国国内已经存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叠加在一起，将急剧加速中共内部的分崩离析。
从活摘器官到跨国镇压
张而平表示，与此同时，另一个日益受到美国社会关注的问题，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海外跨国镇压。张而平总结了中共在海外实施跨国镇压的三大极端手段：
（1）网络宣传与舆论抹黑：利用社交平台（如X平台）部署数以万计的虚假账号，收买西方媒体或网红，发动针对法轮功与反共团体的抹黑战。
（2）司法武器化（法律战）：招募非美国籍人士，滥用美国自由开放的司法体系，在美国法庭起诉美国公民与合法机构。
（3）恐怖威胁与实体暴力：对法轮功学员、神韵艺术团、美国国会议员（如现任国务卿卢比奥），甚至美国文化地标（如肯尼迪中心）发动炸弹与枪击威胁。
张而平将中共的“跨国镇压”定性为“跨国恐怖主义”，认为这种威胁已经涉及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的根本问题。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某个单一信仰团体的迫害。”张而平警告道，“中共是在利用美国的自由毁灭美国的自由。当美国国务卿和国家级剧院都受到炸弹威胁时，意味着中共正试图用其邪恶秩序取代国际法治，每一个西方公民与企业都已身处危险之中。”
善恶有报 历史的选择
从二十年前个别证人的艰难揭发，到如今美国参议院跨党派的一致通过法案，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认识，正经历一场从“道德谴责”走向“法律追责”的深刻转变。
正如很多研究者指出，当追责机制从民间调查升格为国家行动时，相关法案不仅为受害者筑起了正义防线，也向体制内的所有行恶者发出了极具威慑力的警告。
在内部危机交织与外部追责加剧的双重压力下，中共借由暴力与谎言维持的迫害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机。
张而平强调，西方社会与中国大众正逐步从谎言中觉醒。“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做了邪恶的事情终究会有报应。这部法案的推进代表着正义力量的汇聚，希望更多人能看清中共的本质，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选择善良与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