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期间，香港爆发大规模的“占中”民运活动，又称“雨伞运动”，最终以和平撤离的方式结束。根据共同社近日（今年9月30日）报导披露，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政治学教授铃木隆获得一份中共军方内部机密文件，此文件是军方整理“占中”运动期间10月至11月多场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习近平也参加出席了会议。11月2日广州军区政委魏亮在会议上说，“应为应对香港的极端局势做好充分的军事行动准备”，“一旦接到命令将立即采取行动，确保能够控制局势”。
这说明习近平和军方已经做好了武力镇压“占中”运动的准备，随时都有可能下命令加以镇压。香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港人有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习近平和军方如此违宪举动，当时港人与世界民众是不可想像的事。因为武力镇压“占中”运动没有发生，有论者认为习近平没有这个心思，魏亮仅是建议，说说而已。这是忽略了中共是党国皇帝体制，习近平个人独裁，论者说法太天真，完全是错误的。魏亮发言不是“建议”，而是向习近平表忠心。假如习近平没有镇压这个心思和讲话，那么就是给他一万个胆，也不敢在习面前提这样比领导有先见之明的“建议”！“应为应对”、“一旦接到命令”坚决贯彻，分明是他表忠心的口气。
笔者的亲身经历，也可佐证中共习近平有镇压“占中”运动的心思和讲话。笔者与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是志同道合的老友，相交二三十年，于2012年秋特地去香港相见会谈，同时会见了香港《前哨》杂志主笔刘达文先生。现在不必再讳言，随后郑教授和其他民主人士策划发起了“占中”运动，要求中共兑现承诺，在香港落实真普选，并亲自担任现场总指挥。
香港“占中”运动开始后，笔者每天全神加以关注，搜集有关资讯，及时用手机短信与郑教授交流磋商。后来在2026年秋重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负责人陈唯约谈“喝茶”时，方才知晓当时郑教授将笔者列为内地学者支持“占中”运动的第一名。笔者从来和郑教授一直保持着联系交流，直到后来中共动用国安力量将对香港随后发生的“反送中”运动进行镇压。重庆市国安局一伙人对笔者抄家审讯，并警告威胁不准再与郑教授联系，他们监控了手机等。但笔者有大无畏精神，做好最坏的准备，不顾国安人员的警告威胁，次日将中共动用国安力量的消息暗示给了郑教授。他及时回复手机短信说：“先生千万保重，千万保重！”果然，第二天（6月1日）习近平就指使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召开紧急人大会议，制定港版国安法（参阅拙文〈港版国安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谈何效力？〉，刊台湾《风传媒电子报》2024年8月23日）。
现把话题回到“占中”运动关键时刻，笔者每天晚上都盯着电视屏幕，仔细地观看有关报导和“占中”现场画面，忽然收到北京一位著名学者的手机短信，告知“已获得消息，中共习近平决定武力镇压香港民运”。香港警方宣布“明天清场”后，笔者立即把消息告诉了郑教授，并且说“只要表达了诉求就可以了，为了避免流血冲突，现在可以撤了”（参阅刘大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孔伏先生遭中共国安抄家〉一文，刊《北京之春》杂志2024年12月号）。这场轰轰烈烈地“占中”运动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避免了像军队镇压“六四”天安门学运那样的悲剧，也才有了后来的香港“反送中”运动。
据笔者所知，习近平不仅对香港“占中”运动动了杀机，而且他对随后的香港“反送中”也曾想动用军队镇压，结果在军方碰了壁，军队不想重蹈“六四”天安门血腥镇压的覆辙。这与“反送中”运动发生的时间背景有关，也与“占中”运动后他的一系列胡作非为有关，特别是他开始对军队大清洗，逼迫数十名上将中将辞职退休。最终他听了老国安王沪宁的话，动用国安法镇压了“反送中”运动，结束了香港
“一国两制”。
习近平实际学历是小学生，没有接受过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性教育，在思想思维上多在形而下，没有形而上的思想道德水准与底线，擅长党内厚黑学和下三烂，人不要脸有事可为，一切为了自己的争权夺利，开倒车搞个人独裁！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受过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性教育，他们都没有像他那样胡作非为，突破做人的底线，不是不能，是不可为也！
香港“一国两制”是为了统一台湾做垂范的，习近平消灭了“一国两制”，又在“武统台湾”受挫后，拿什么来统一台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今年在国庆节讲话中厚颜无耻地说：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他这样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说法，还是人话吗？有谁再敢相信他的话，恐怕自己精神就不正常了！
作者为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