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惟乔是我从1957年9月到1960年8月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野驴”是他的绰号。
一、独特的1960届
按照通常的称呼，我们那届叫做1960届高中毕业生，建国六十年，已经有了60届高中毕业生了，然而1960届仍然可以说是很独特的一届，特别是那届北京的高中毕业生。
特殊在哪？
其一，1957年我们初中毕业，那年正逢经济紧缩（“整风反右”就与此有关），高中招生缩水（这正是“汉阳一中事件”的背景），能考上高中的是少数。
其二，在此之前，上学读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从我们这届起，政治运动成了学生的主课。三年高中学习生活中，政治运动占去了一大半时间，而且在运动中不断地打压学生读书求知的欲望。1957年秋天，一开学就碰上教师“反右”，眼看着许多老师划为右派，包括延安来的独臂校长和一大批饱学的、教学效果很好的教师，以此告诫学生，单纯追求知识是很危险的。
这三年，学生也没闲着，投入各种名目的运动，细数起来，有十来个。例如“社会主义教育”，“批判个人主义”，“双反，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教育”“教育改革”（包括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四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大炼钢铁”（把原有钢铁烧成废渣），“搞超声波”（制造“科学”神话），“建设劳动生产基地”（盖了两个小化工厂，后全部报废），“社会主义大辩论”……如果都写出来，今人很难理解，甚至怀疑我们那一代人是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
政治运动的核心除了劳动外，就是学习当时各种文件，联系自己的现实思想（当时上面认为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除了一小部分外，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向党交心，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互相揭发批判。因此学生里的一点小事都可能引发一次班会，甚至校会，对有问题的同学大批判。最可笑的是所谓“大辩论”，辩论的多是空洞的、永远说不清的问题。比如，“共产主义哪天到？谁来宣布？中国还是苏联？”“到共产主义是不是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大家都想听梅兰芳怎么办？”“是坐小汽车对人民贡献大（指官员）？还是开小汽车的对人民贡献大（指工人）？我们应该做‘坐小汽车的’？还是应该做‘开小汽车的’？”（提这个问题的同学曾被表扬，说问题提得好，但他没考上大学）“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先进？”“我们一定会先进入共产主义，至少也是与苏联一块进？”而且这些问题一争起来就没完没了，老师也解决不了。
其三，三年高中，不断折腾。那时整个社会好像患了多动症，一时一刻不能停息。学校也是这样，几乎每天都能有点新花样。不仅政治运动纳入了教育课程，超常的体力劳动，也在顶替着正常的教学，学生不能读书，看点课外书就是“白专”。而且体育、跳舞、游行（那时大型的政治游行特别多）都在挤占学生的时间。大跃进时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比学赶帮超”，关键点是“超”，什么都“超”。例如体育上要求达到“五红”——通过一级劳卫制（“劳动卫国体育制度”的简称，每级对跑、跳、垫上、鞍马、单双杠都有要求）、二级劳卫制、三级运动员、三级裁判、普通射手等，目的是“超武汉”。
三年中唯一的一次重视学习，也与“超”有关。195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北京市教育局召开1960届全体同学开誓师大会，要求高考成绩超福建，争第一（1950年代高考状元往往是福建、上海轮流，北京老是位居第三）。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届毕业生一律住校。当然住了校，也不能停止政治运动，学习课程依然没保障。只是同学之间，接触多了，班上又有两三位专爱打小报告的，互相扯皮反而增多了。用那时同学的话说给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正面交锋的机会”，于是辩论会、帮助会自然也成了家常便饭。学校为了争取好成绩费了很大劲，可是到了高考录取的时候，考分根本不作数了，完全看政审（家庭、“政治表现”）。审卷的只用四个图章：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图章一盖，完事大吉。1960年，全国高中毕业生20万人，那年扩招（大跃进中新建了许多大学，多是中专戴帽升级），招23万人，许多没考大学的（如高中留校生），社会青年、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考的，都有大学上，可是偏偏有许多优秀毕业生却名落孙山。
顾惟乔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的佼佼者，他以青年人的热情适应着时代的颠簸，仿佛是个时代的弄潮儿，自由而优美地徜徉在波峰波谷之间。
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