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警告有人准备“跳船”：政治忠诚究竟是忠于谁？
2026年1月12日至14日，中纪委全会召开。习近平的讲话杀气腾腾，到底针对谁？谁是“两面人”？谁准备“跳船”？
最有可能的，其实是10天之后被抓的那个政治局委员，也就是1月24日被捕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不过，我们不妨借这个话题，讨论一个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问题：一个政权到了危急关头，皇帝为什么往往发现，自己身边那些平时山呼万岁、满口忠君报国的大臣，到了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未必靠得住？而另一方面，历史上又有那么多忠臣烈士，甚至愿意为国殉难，为什么他们的忠诚同样没能挽救王朝的命运？
更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官员究竟应该忠于谁？忠于提拔自己的领导，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忠于天下百姓，还是忠于自己的良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讲一个发生在明朝灭亡前夕的故事。
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北京，明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最缺的是什么？是钱。军队需要粮饷，城防需要经费，官兵已经长期缺饷，国库却拿不出足够的银子。
崇祯没有办法，只好向皇亲国戚、勋贵、宦官和京城富户募捐，希望这些平时享受朝廷荣华富贵的人，在最后关头拿出一些钱来保卫北京。
按理说，这些人的富贵都是依附于明朝的。大明亡了，他们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让人非常感慨。
根据计六奇《明季北略》的记载，崇祯首先找到自己的岳父周奎，希望他带头捐款。周奎是什么人？他是周皇后的父亲，属于最应该与崇祯休戚与共的皇亲国戚。
可是周奎一听要捐钱，立刻推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银子。崇祯派去的太监徐高反复劝说，甚至急得哭了出来，周奎还是不肯答应。
徐高气愤地说，老皇亲如此吝啬，大事恐怕要完了，你积攒那么多财产还有什么用？最后周奎勉强答应捐一万两，崇祯要求他增加到两万两。周奎竟然又去向自己的女儿周皇后求援。
周皇后拿出五千两，希望父亲补足数额。按照《明季北略》的说法，周奎还从中扣下两千两，实际只拿出三千两。结果呢？北京城破以后，李自成的军队追赃助饷，书中记载从周奎家中查出白银五十二万两，还有大量珍宝。
这里要说明，明末笔记对追赃数额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而且追赃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所以不能把五十二万两当成经过严格核实的审计数字。但是，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现象，确实非常值得思考。
崇祯要他拿出两万两来保卫明朝，他舍不得；等明朝灭亡了，财产却可能被新来的统治者全部拿走。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周奎愚蠢。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当然知道，他当时应该捐钱。但是站在周奎自己的立场上，他可能有另一套算盘。
首先，他未必相信两万两银子能够改变北京的命运。既然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明朝看起来很可能守不住，那么现在捐出去的钱，不就是打了水漂吗？其次，他可能觉得，即使明朝灭亡，自己也未必会失去全部财产。
毕竟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太多了，皇帝换了一家，官员、士绅、富户未必全部跟着陪葬。新政权同样需要有人治理地方，需要有人征收赋税，需要有人管理社会。只要自己能够及时调整立场，说不定还可以继续享受富贵。
第三，即使他希望明朝守住北京，他也会希望别人出钱，自己少出一点。因为只要北京守住，大家都能享受安全；如果北京守不住，谁捐出去的钱都收不回来。
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对每个人来说，最划算的选择可能都是让别人承担成本，自己保留资源；但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最后就没有人愿意为维持整个制度付出代价。当然，不能因此认定所有晚明官员都是这样。明朝灭亡时，有不少官员殉国，也有不少人在南明继续抗争。
但周奎的故事，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当个人利益与王朝存亡发生冲突时，即使是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人，也未必会自动选择与皇帝共担风险。讲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代的一段著名对话。我觉得这段对话，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君臣关系最清醒的一次分析。
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平定北方以后率军南下，刘表去世，刘琮投降，曹操占领荆州，兵锋直指江东。
孙权召集群臣商议，究竟是抵抗曹操，还是接受曹操的招降？
根据《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当时众人多劝孙权迎降曹操。只有鲁肃没有公开表态。孙权起身离席，鲁肃追了出去。孙权知道鲁肃有话要说，就拉着他的手问他有什么意见。鲁肃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什么意思？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但是您孙权不能。为什么呢？
鲁肃接着解释，如果我投降曹操，曹操大概会让我回到乡里，根据我的家世和名望安排官职。我即使从一个小官做起，将来仍然可能升到州郡长官的位置。然后鲁肃问孙权：“将军迎操，将安所归？”
将军您如果投降曹操，又能到哪里去呢？这句话实在太精彩了。
鲁肃等于当面告诉孙权：您不要以为那些劝您投降的大臣，和您承担的是同样的风险。对他们来说，投降曹操，不过是换一个政治上的效忠对象，仍然有机会做官；但是对您来说，投降曹操意味着失去独立统治江东的权力。
曹操可以任用一个鲁肃，却未必会允许另一个孙权继续掌握江东的军队和土地。所以，群臣劝降，未必意味着他们都愚蠢，也未必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考虑江东百姓的安危，但他们与孙权的利益确实不同。
鲁肃真正指出的，是君主与臣僚之间的利益不对称。这一点，我觉得对理解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结构非常重要。我们平时说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都是皇帝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皇帝真的能够一个人统治天下吗？当然不可能。皇帝坐在紫禁城里，哪怕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也不可能亲自去每一个县收税，亲自审理每一桩案件，亲自指挥每一支军队，亲自处理每一个地方的灾荒。
皇帝要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必须依靠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要真正把政令落实到基层，又离不开地方士绅、宗族、地主、胥吏，以及各种掌握地方资源的人。皇帝可以发布圣旨，但是圣旨能不能执行，要看下面的人愿不愿意执行、有没有能力执行。
皇帝可以下令征税，但究竟有多少土地、谁拥有土地、谁应该交多少税，往往需要地方官员和基层社会提供信息。皇帝可以下令征兵，但兵员如何组织，军粮如何运输，军饷如何发放，同样要依靠一个庞大的行政网络。
所以，皇权看起来高高在上，实际上却深深依赖官僚系统。没有官僚系统，皇帝的命令就可能只是一张纸。
问题就在这里。皇帝依靠官僚体系统治国家，但官僚体系并不是一台没有自身利益的机器。官员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财产，有自己的仕途，有自己的门生故旧，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地方士绅同样拥有土地、财富和社会关系。
皇帝希望他们为朝廷服务，但他们也希望通过朝廷维护自己的利益。正常情况下，双方的利益可以大体一致。王朝稳定，官员能够升迁，士绅能够经营产业，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大家都有维持秩序的动力。
但是到了王朝末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国家财政紧张，皇帝希望增加税收，最有能力交税的地主和富户却可能拥有最强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希望整顿吏治，负责执行整顿的官员却可能与需要整顿的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系。皇帝希望大家同舟共济，但每个人都可能先计算自己的损失和收益。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皇帝虽然拥有最高权力，却未必能够让整个统治集团为维持王朝承担必要的成本。
皇帝越是依靠这些人治理天下，就越难完全绕过他们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王朝末世，明明百姓没钱，但朝廷加派税收，仍然从穷人身上收取。为什么不去官僚那儿收钱呢？因为他们如果跟你翻脸，就连老百姓的钱都收不到了，毕竟收钱也得靠这些官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鲁肃对孙权说的话，与崇祯向周奎募饷的故事放在一起看。
鲁肃讲的是，君主和臣僚对政权存亡承担的风险不同。周奎的故事讲的是，即使一个人从现有政权获得巨大好处，也未必愿意在危机中拿出自己的财产来维护它。对于孙权来说，江东政权如果不存在，他就失去了独立统治的基础；对于崇祯来说，大明江山如果不存在，朱家皇室的政治地位就终结了。但是，对于许多普通官员来说，事情未必如此。
今天在明朝做官，明天也许可以在大顺做官，后天又可能在清朝做官。历史上确实存在这样的仕途延续。这里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出于贪婪，有些人可能认为无论谁统治天下，总需要有人安定地方、照顾百姓。但也不能否认，对一部分人而言，政权更替意味着政治风险，同时也意味着重新选择效忠对象的机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帝没有办法换老板，但大臣有可能换老板。
鲁肃早在赤壁之战以前，就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透彻。不过，历史如果只讲到这里，又会得出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好像所有官员都是机会主义者，只有皇帝真正关心国家存亡。事实并非如此。
明朝灭亡以后，有大量士大夫选择以身殉国。北京陷落时，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等官员殉难；南明时期，史可法、瞿式耜、张煌言等人继续抵抗，最终付出了生命。有人为崇祯皇帝而死，有人为朱明王朝而死，也有人把抵抗看作维护自己所认同的政治伦理和文化秩序。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明朝既然有那么多忠臣，甚至有那么多人愿意为国捐躯，为什么还是无法挽救大明的命运？我觉得答案就在于，忠诚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治理国家是一种制度能力。一个人愿意为国家而死，并不意味着他就有办法让国家活下去。
一个清廉的户部尚书，未必有能力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个视死如归的兵部尚书，未必有能力让军队打胜仗；一个满怀忠义的大臣，也未必能够让互相争斗的政治派别达成妥协。一个国家能否渡过危机，不仅取决于有多少人愿意牺牲，还取决于它能否让有能力的人发挥作用，能否听到真实的信息，能否及时纠正错误，能否让不同群体为共同利益承担必要的成本。
讲到这里，我还想再讲一个人物，就是三国时代的荀彧。
荀彧的故事，实际上把忠诚的问题又推进了一层。我们前面讲鲁肃，是在讨论君主与臣僚的利益是否一致；讲崇祯，是在讨论官员愿不愿意为政权承担成本；但荀彧的故事，则涉及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人忠于某位政治领袖，是因为他忠于这个人，还是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荀彧早年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成为曹操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曹操见到荀彧，非常高兴，称他为自己的张良。荀彧支持曹操迎奉汉献帝，帮助曹操制定战略、稳定后方、举荐人才，可以说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巨大功劳。但是，荀彧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他长期希望通过曹操恢复汉朝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说，在荀彧看来，辅佐曹操与匡扶汉室，原本并不矛盾。
曹操有军事能力，能够平定群雄；汉朝拥有传统的政治正统性，能够为天下提供共同承认的秩序。荀彧希望这两种力量能够结合起来。但是，随着曹操权力越来越大，双方的政治目标开始出现分歧。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建议曹操进爵国公、加九锡，荀彧明确反对。他说，曹操当初兴起义兵，是为了匡扶朝廷、安定国家，应该保持忠贞和谦退，不宜接受这样的政治安排。后来荀彧与曹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隔阂，同年荀彧去世。
关于他的死因，史书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三国志》说他忧而薨，其他史料则有服毒自尽的说法，不能把后者当成已经完全确定的事实。但是，荀彧反对曹操进爵这件事，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荀彧不是突然不忠于曹操了，而是他发现，曹操正在走向一条可能与自己最初政治理想发生冲突的道路。
换句话说，他对曹操的忠诚，是建立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政治原则之上的。只要曹操能够匡扶汉室，他就全力辅佐；当曹操的行动可能损害汉室的政治地位时，他就提出反对。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说荀彧是背叛了曹操，还是说他恰恰坚持了自己最初的忠诚？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句“忠臣”或者“叛臣”就能够回答的。
荀彧的问题就在于，当他认为曹操的政治行为偏离匡扶汉室的目标时，他必须在对曹操个人的忠诚和对汉室政治秩序的忠诚之间作出选择。晚明的士大夫同样如此。有人认为皇帝死了，臣子就应当殉节；有人认为只要朱明王朝还有恢复的可能，就应该继续抗争；也有人认为百姓已经遭受太多战乱，最重要的是恢复社会秩序。这些选择背后，可能存在不同的政治伦理，而不能一概用忠奸来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