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9日，加州亚凯迪亚市（Arcadia）前华裔市长王爱琳（Eileen Li Wang，右二）正式认罪。图为她在主要律师陪同下，带着墨镜走出洛杉矶联邦法庭。（韩冰／大纪元）
王爱琳案、孙耀宁案以及近年来多起涉及中共影响力活动的案件，不仅引发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对美国华人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章王爱琳案始末
一、案件概述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DOJ）公布对加州亚凯迪亚市（Arcadia）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的刑事指控文件。根据司法部公告，王爱琳承认在未向美国政府登记的情况下，长期按照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与控制从事相关活动，违反《美国法典》第18编第951条（18 U.S.C.§951）有关非法外国代理人的规定。
同日，王爱琳辞去亚凯迪亚市长职务，并与联邦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
该案是近年来美国司法部查处的外国影响力案件中，少数涉及现任地方民选官员的案例，因此引起美国政界、执法部门及华人社区广泛关注。
从案件性质来看，王爱琳案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案件，而属于外国影响力行动（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s）范畴。其核心问题并非窃取机密，而是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环境中，按照外国政府要求推动特定政治宣传与政策叙事。
二、主要涉案人员
（一）王爱琳
王爱琳为加州亚凯迪亚市议员及轮值市长。
公开资料显示，她长期活跃于南加州华人社区，从事教育与社区服务工作，并于2022年当选亚凯迪亚市议员。2026年2月，她依照市议会轮值制度出任市长。
在案件曝光之前，王爱琳在当地华人社区具有一定知名度，其政治形象主要建立于社区服务与族裔公共事务参与之上。
（二）孙耀宁（Mike Sun）
孙耀宁是本案另一名核心人物。
根据司法部资料，孙耀宁曾担任王爱琳竞选财务主管，亦是其政治合作伙伴及当时的未婚夫。联邦调查显示，孙耀宁长期与中共官方保持联系，并参与多项对美影响力活动。
2025年10月，孙耀宁已就非法充当中共政府代理人罪名认罪，并于2026年2月被判处48个月联邦监禁。
三、“美国新闻中心”的建立与运作
司法部调查显示，王爱琳与孙耀宁共同参与经营一个名为“美国新闻中心”（U.S. News Center）的中文媒体平台。
从公开形式看，该平台主要向华人社区提供新闻资讯与评论内容。然而联邦调查发现，该平台长期接受中国政府官员提供的文章、评论与宣传材料，并按照对方要求进行发布。
司法文件指出，中国官员通常透过微信向王爱琳及其合作人员传送特定内容。
相关内容刊登后，再由王爱琳向中方回报发布情况及阅读数据。
调查人员认为，此种运作模式已超出一般媒体交流范围，而形成实际上的政治宣传传播链条。
四、联邦调查掌握的主要证据
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法庭文件，案件的重要证据主要来自电子通讯纪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发生于2021年6月。
当时，一名中国官员透过微信向王爱琳传送题为《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文章内容否认外界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批评，并将相关指控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政治抹黑。
司法部指出，王爱琳在收到文章后迅速将其刊登于“美国新闻中心”网站，随后向中方回报完成情况。
中方官员则回复表示肯定。
此外，调查人员还掌握了双方关于文章修改、内容安排以及流量回报的多次通讯纪录。这些纪录被检方视为证明双方存在“指示与控制关系”的重要依据。
五、蔡英文访美期间的情报搜集活动
案件调查过程中，联邦执法人员还发现孙耀宁曾参与其他与中共官方有关的活动。
2023年4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南加州期间，孙耀宁向中国官员提供相关行程资讯与现场情况。
根据法庭文件，孙耀宁拍摄活动照片、搜集现场资讯，并透过微信向中国方面传送相关内容。
美国司法部认为，该行为已涉及为外国政府进行情报搜集活动。虽然相关活动主要由孙耀宁执行，但调查亦因此进一步扩大至王爱琳及其所属网络。
六、认罪与辞职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公布案件。
根据认罪协议，王爱琳承认自己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下从事相关活动，并承认未依法律要求向美国政府申报其外国代理人身份。同日，她宣布辞去亚凯迪亚市长职务。
根据18 U.S.C.§951规定，相关罪名最高可判处十年联邦监禁。案件后续量刑程序仍将由联邦法院依法进行。
七、本案的重要性
从个案层面看，王爱琳案是一宗非法外国代理人案件。
然而从国家安全与政治影响层面观察，其意义远超过一般刑事案件。
首先，涉案人员具有民选官员身份。
其次，案件涉及地方政治、族裔媒体与社区组织等非传统国安领域。
更重要的是，本案完整呈现了一条由政治宣传、社区影响、地方选举到政治职位取得的运作链条。因此，王爱琳案被不少观察人士视为研究中国对美影响力行动的重要案例。而要理解此案更深层的意义，必须进一步分析其发生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第二章美国地方政治为何成为渗透目标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人们谈到外国情报活动时，往往首先想到联邦政府、军事机构、国防承包商或高级决策官员。然而，近年来美国司法部与联邦调查局（FBI）侦办的一系列案件显示，外国影响力行动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除了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之外，地方政治、社区组织、族裔媒体以及非营利机构，正逐渐成为重要目标。
王爱琳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典型案例。
从表面看，一名地方市长似乎难以影响美国国家政策。然而从影响力运作的角度观察，地方政治往往具有联邦政治所不具备的特殊价值。
因此，要理解王爱琳案，首先必须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外国势力会将资源投入地方政治？
二、地方政治是政治人才的培养基地
美国政治体系具有明显的由下而上特征。许多州长、国会议员甚至联邦官员，都曾在地方政府任职。市议员、市长、学区委员、县监事等职位，往往是政治生涯的起点。
因此，从长期战略角度来看，影响一名地方政治人物，其价值未必只在当下。
更重要的是未来可能形成的政治资本。对外国情报机构而言，如果能在政治人物职业生涯初期建立联系，其成本远低于日后接触已进入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高层官员。
此类做法类似于投资逻辑。在政治人物尚未获得全国知名度之前建立关系，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政治不只是基层治理机构，同时也是未来政治领袖的孵化器。
三、地方选举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与国会选举相比，美国地方选举通常规模较小。候选人需要接触的选民人数有限。
竞选资金需求也远低于联邦选举。在许多中小城市，一次市议员选举所需的资金可能仅为州级或联邦选举的极小部分。这意味着外部力量若希望影响选举结果，其投入成本相对较低。
此外，地方选举往往较少受到全国媒体关注。候选人的背景审查、财务来源以及社会关系，也未必受到广泛检视。
在这种环境下，外部势力更容易建立影响力网络。王爱琳案中，联邦检察官指出相关人员曾协助其竞选活动。
虽然案件并未指控选举本身存在非法操控，但案件显示地方选举确实可能成为外部力量接触政治人物的重要途径。
四、地方政府具有实际政策影响力
地方政府虽然无法决定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战略，但仍然掌握大量公共资源与政策工具。例如：
城市采购与公共工程；
土地开发与都市规划；
教育与社区合作项目；
姐妹城市关系；
地方决议与公共声明；
商业投资与文化交流活动。
这些事项虽然属于地方治理范畴，但往往涉及国际交流与公共形象。对于希望塑造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而言，地方政府可以成为重要切入点。
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城市与海外城市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这使地方政治逐渐具备某种“准外交”功能。
因此，即使地方官员无法制定国家政策，其公共立场与社会影响力仍然具有价值。
五、族裔社区提供天然的接触环境
王爱琳案发生于洛杉矶郡圣盖博谷地区。该地区拥有全美最具代表性的华人聚居社区之一。从外国影响力运作角度看，族裔社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共同语言降低了接触成本。其次，文化与家庭联系提供了天然的信任基础。再次，许多移民社区仍与原居国保持商业、教育与社会联系。
这种跨国网络本身并不构成问题。但对于希望进行影响力活动的外国政府而言，这些网络提供了便利的接触渠道。
因此，在近年多起案件中，族裔媒体、社团组织与文化交流活动经常出现在调查资料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绝大多数移民社区活动都属于正常的文化与商业交流。然而，这些正常交流环境也可能被少数外部势力利用。
六、地方政治缺乏反情报机制
与联邦政府相比，美国地方政府通常不具备完整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市议员、市长以及地方官员一般不需要接受安全审查。地方政府也很少配置专门的反情报人员。因此，许多地方政治人物并未接受相关训练。
他们可能熟悉社区事务与公共政策，却未必了解外国影响力行动的运作模式。这种制度特征使地方政治成为相对脆弱的环节。
联邦调查局近年多次公开提醒，各级地方政府应提高对外国影响力活动的警觉。
王爱琳案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这一问题。
七、从个案到模式
如果将王爱琳案放入近年来的相关案件之中观察，可以发现其并非孤立事件。
纽约州前高级官员孙雯案、学者王书君案以及多起跨国镇压案件，都呈现出相似特征：利用社区网络建立关系；利用媒体与组织影响舆论；利用政治与社会资源扩大影响力；最终服务于特定外国政府的战略目标。
不同案件的具体手法虽然有所差异，但其基本逻辑具有高度一致性。这说明地方政治并非外国影响力活动的偶然选择，而可能已成为长期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八、本章小结
王爱琳案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因为涉案人员具有市长身份，更因为案件揭示了地方政治在现代影响力竞争中的特殊位置。
地方政治具有进入门槛低、监管相对有限、社区联系紧密以及具备政治培养功能等特征。这些因素使其成为外国影响力活动的重要目标。然而，仅有政治人物并不足以形成完整的影响力网络。
要让特定政治叙事进入社区并形成持续影响，仍然需要传播渠道。在王爱琳案中，这一角色由“美国新闻中心”所承担。
第三章“美国新闻中心”与统战宣传
一、从政治人物到传播平台
在王爱琳案中，最受关注的人物是亚凯迪亚市长王爱琳本人。然而从影响力行动的角度来看，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只是个人，而是其背后所依赖的传播平台。
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法庭文件，王爱琳与孙耀宁长期参与经营一个名为“美国新闻中心”（U.S. News Center）的中文媒体网站。
联邦调查显示，该平台并非单纯的社区新闻网站，而是在特定时期承担了中共官方政治宣传的传播功能。因此，要理解王爱琳案，不能仅仅关注政治人物本身，还必须分析其背后的资讯传播系统。
二、媒体在统战工作中的特殊地位
在现代影响力行动中，媒体的重要性往往不亚于政治人物。原因在于政治影响力的形成通常需要经过三个环节：
第一，建立政治关系。
第二，塑造公共舆论。
第三，影响政策环境。
其中第二个环节往往依赖媒体完成。
对任何政府而言，媒体都不仅是资讯传播工具，同时也是叙事建构工具。
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解读；同一政策可以有不同评价；同一国家也可以呈现不同形象。因此，影响媒体内容往往比直接说服公众更有效率，这也是为何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海外媒体影响力建设。
从统战工作的角度看，媒体既是宣传工具，也是社会动员工具，其价值不在于单篇文章，而在于长期塑造读者对政治议题的理解框架。
三、“美国新闻中心”的运作模式
根据司法部文件，“美国新闻中心”表面上是一家面向华人社区的中文媒体平台。
网站内容涉及社区活动、国际新闻与时事评论。如果仅从网站外观观察，很难判断其与中共官方存在特殊关系。然而联邦调查发现，部分内容并非由网站自主策划，而是直接来自中国官员提供的材料。
在多次通讯纪录中，中国官员透过微信向王爱琳及其合作人员传送文章、评论与宣传内容。相关内容经过简单处理后刊登于网站，部分文章甚至按照指定要求发布。
从司法部的认定来看，这已超出一般新闻转载范围，其核心问题不在于文章内容本身，而在于内容来源与控制关系未向读者公开。
换言之，读者看到的是“新闻”，但实际运作中，部分内容属于外国政府主导的政治讯息。
四、宣传洗钱（Propaganda Laundering）机制
在近年的资讯战研究中，一个常见概念是“宣传洗钱”（Propaganda Laundering）。
所谓宣传洗钱，是指政府宣传内容经过多层转换后，以独立媒体或第三方观点的形式重新进入公共空间。其基本流程通常如下：
政府机构产生内容；内容交由代理人或合作平台发布；平台以新闻或评论形式呈现；
读者误以为内容来自独立来源；最终形成公共舆论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内容来源被刻意淡化。因此，受众难以判断其背后是否存在政府主导因素。
司法部认为，“美国新闻中心”在部分案例中实际上发挥了类似作用——
中国官员负责提供内容；网站负责发布；而最终接收者则是美国境内华语读者。
这种模式使政府宣传获得了更高的可信度与传播效率。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