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女子监狱27年黑幕（二）
2009年，法轮功学员于秋艳遭“转化”迫害，被强行灌不明药物。图为酷刑演示：野蛮灌药。（明慧网）
接上文：第一集：法轮功学员里玉书在黑龙江女监的遭遇
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转化”迫害，并不只是狱警直接出面。根据曾被关押者的讲述及相关公开材料，监狱还安排刑事犯参与其中。有人负责贴身监视，有人负责洗脑和施压，还有人承担更大范围的监督和协调。
这些角色并非各自为政。从早期案例到近年披露的情况，可以看到狱警、监区管理人员与刑事犯之间存在不同形式的分工和配合。
谁在组织这套安排？刑事犯为什么愿意参与？而当暴力发生时，监狱管理人员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一部分：谁在组织“转化”？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2004年4月28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转化”要求源自中共高层，并通过党政机构自上而下逐级传达至全国各地。（1）
据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披露，黑龙江女子监狱在2002年前后成立了监狱内部的“610办公室”。（2）
“610办公室”是中共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专门负责组织和协调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名称即源于成立日期。该机构曾在各地设有相应的办事机构，协调公安、政法等部门执行相关政策。
追查国际2007年发布的相关调查资料显示，黑龙江女子监狱部分管理人员兼任不同职务。例如，资料记载，肖林担任狱政科科长、教改科科长兼“610”主任。（3）
据明慧网2011年的报导，2006年6月，时任黑龙江女子监狱狱长刘志强为了争取所谓“文明监狱”称号，要求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率”达到60%，并为此设立专门的“转化”监区。（4）
据一名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自述，当时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关押了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要求“转化率”达到90%以上，并将其与警察的经济利益挂钩。为逼迫学员放弃修炼和信仰，狱方利用包括杀人犯、抢劫犯、诈骗犯和贩毒犯在内的刑事犯充当包夹，限制法轮功学员的人身自由。（5）
明慧网2014年的报导写道，黑龙江女子监狱设有专门机构，与北京及黑龙江省各地的“610”机构直接联系，并接收有关法轮功学员的指令。监狱内部还设有专门实施“攻坚”和“转化”的监区。（6）
据2024年一篇回顾2020至2021年情况的报导，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内部“610”曾向监狱索要“转化率”，狱警为完成指标而指使刑事犯对学员施加各种压力。这表明，至少在该报导所述时期，转化率要求仍与监狱内部的执行安排相联系。（7）
近年发布的相关材料，仍提及黑龙江女子监狱八监区的“610”人员、监区管理人员及参与“转化”的刑事犯。明慧网2026年2月的一篇报导披露，牡丹江法轮功学员陈雪艳于2024年被送入该监狱，监狱“610”负责人梁雪参与所谓“考试”时，陈雪艳向她讲述法轮功真相，随后被带离审讯室，关押在厕所的水房内。（8）
第二部分：从纵容到奖励狱警如何介入？
早期的相关案例显示，监狱管理人员不仅未制止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施暴，还存在指使、纵容或鼓动等行为。这些记述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所谓“转化”过程中，狱警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2003年，黑龙江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王玉芹曾当面向监区长崔洪梅、副监区长夏凤英提出，监室设有监视设备，狱警能看到犯人的举动，若不予制止，就是纵容。她的质疑也提出了一个贯穿此后多起案例的问题：当刑事犯对法轮功学员施暴时，负责监管的狱警究竟采取了什么行动？（9）
2005年3月25日，法轮功学员宋青在床上坐着，一个犯人把被子蒙在她头上，使她呼吸十分困难。
据报导，狱警于洪波到场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说：“谁看见打你们了？”“你们走的路不是正的吗？我就给你们来玩邪的。”（10）
2006年9月，张秀英、张桂兰等法轮功学员因互相交谈而遭犯人殴打。张桂兰绝食抗议，要求更换包夹。据相关材料记述，狱警虽口头答应，却未予更换；与此同时，相关包夹当月获得的减刑分数比平时还高。同月，郭凤兰、郑丽萍抵制迫害时，也遭多名犯人打倒在地。据报导，大队长于英民及狱警田闯当时就在铁栅栏门外，却未予制止。（11）
相关材料还指出，监狱以减刑分数奖励参与“转化”的犯人，甚至将迫使学员写下所谓“三书”与获得高分联系起来。“三书”是指放弃修炼的所谓“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
据报导，刑事犯在监狱出工，每月只能获得4至5分，而“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即可获得40分。两者的分数差距，为刑事犯积极参与“转化”提供了强烈的利益诱因。报导记述，部分刑事犯为了获得这些分数，不择手段地逼迫学员放弃信仰。（12）
第三部分：刑事犯如何执行“转化”？
相关报导记述，2006年，黑龙江女子监狱设立了以“转化”法轮功学员为目的十一监区，后来又陆续出现九监区、十三监区及所谓“巩固监区”。
黑龙江女子监狱将学员单独关进房间，每名学员由六名刑事犯围住。这些犯人被分成两组，一组由被称为“犹大”的人和经济犯组成，另一组由杀人犯组成，采取所谓“软硬兼施”的方式施压。
相关材料中，“犹大”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2006年。部分原来修炼法轮功、后来放弃信仰的人，被安排去劝说其他拒绝“转化”的学员。报导将这类人称为“犹大”；2009年的相关案例则提到“帮教”这一角色。两者在部分工作中可能有所重叠，但具体职责仍应依各个案例分别判断。
一篇记述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情况的报导说，2006年11月28日，狱方突然调回数百名刑事犯，安排她们对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一对一监控，随后分批将学员带到十一监区等“转化”场所。这一记述显示，刑事犯不仅被安排在监室内看管学员，也被纳入狱方组织的集中“转化”行动。（13）
此外，相关材料还提到组长、帮教、包夹、道长等角色，以及对拒绝“转化”者采取的强制手段。
从目前披露的材料看，2006年的相关案例呈现出一种更为集中、分工更细的“转化”安排。刑事犯被分组配置，部分人员负责劝说，部分人员承担强制手段，而减刑分数则被用作激励。这些细节使2006年成为观察相关管理方式如何运作的一个重要节点。
2008年的材料已经记述，法轮功学员下到普通监区后，由“包夹与值道”继续监视、限制行动；包夹和值道还负责买饭、买东西等。（14）
相关材料描述，“包夹”主要负责贴身监视、限制行动及监控言行；“值道”则承担值班、巡视和监看等工作。两者共同构成对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看管。
2009年，法轮功学员于秋艳被关入集训监区（九监区）隔离五组。根据记述她经历的相关材料，组长于淑范同时担任帮教，王冬梅也参与帮教工作，另有多名刑事犯负责包夹。在这一安排中，组长承担组内管理工作，帮教则参与劝说和思想施压，包夹负责日常监视。部分角色还可能由同一人兼任。
她们采取的措施包括逼迫于秋艳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影片、长时间罚坐小塑料板凳，以及强行灌服不明药物。这些不同角色共同参与的行为，显示所谓“转化”并不只是谈话或劝说，也伴随持续的身体折磨。（15）
相关材料显示，部分监区的犯人管理角色并不止于贴身监视。杨立华在黑龙江女子监狱因拒绝“转化”遭刑事犯惨烈迫害，最后被迫害离世。在关于她遭受迫害的相关记述中，组长、道长、包夹和帮教均被提及。（16）
杨立华（明慧网）
2021年八监区搬入新楼后的相关披露，又提到道长、攻坚组组长等角色。其中，孙晶由原来的组长成为六楼的道长，王敏则担任攻坚组组长，负责所谓“转化”材料、考试及思想汇报等工作。（17）
早在2005年，明慧网的一篇报导就披露，黑龙江女子监狱以“五联保”的方式安排刑事犯“包夹”法轮功学员。据报导，一般情况下，由四名刑事犯看管一名法轮功学员；在集训监区，则由两名刑事犯看管一人。狱警要求刑事犯寸步不离地监视学员，包括上厕所也不能脱离看管；一旦违反要求，刑事犯便会被扣减分数。据报导，学员若不服从要求，负责包夹的刑事犯同样被扣分，因而承受压力。（18）
明慧网2024年10月8日的一篇报导则揭示，黑龙江女子监狱八监区（原十一监区）实行“五联保”，每名法轮功学员由两名刑事犯“包夹”，分为主包和副包。报导还提及“道长”、“组长”等刑事犯角色，以及对学员的持续监督和“转化”安排。（19）
在这些案例中，刑事犯不仅承担贴身监控的任务，也被纳入组内管理及“转化”安排。狱警则透过管理规定和扣分等方式施加约束，形成不同角色共同参与的监控机制。
结语
从早期案例到近年披露的情况，黑龙江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并非只是个别刑事犯的暴力行为。相关材料记录了“610办公室”、监区警察与刑事犯在不同环节中的角色：有人推动相关工作，有人负责管理和监督，有人则在监室内对学员实施监控、施压，甚至暴力对待。
这套安排还与转化率、监狱管理业绩及相关人员的利益相互交织。据相关报导，狱方曾为争取“文明监狱”称号而设定转化率指标，狱警的经济利益、奖金或晋升也被报导与“转化”工作联系起来；刑事犯则可能因参与“转化”获得减刑计分。在这种机制下，刑事犯参与迫害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监狱管理人员如何推动、监督这些做法，以及相关责任如何界定，都值得追查。
在这套安排中，刑事犯被赋予监控和“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角色，减刑利益又成为驱使部分刑事犯参与的诱因。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而言，这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持续面临监视、施压，甚至暴力伤害。第一集中里玉书的悲惨遭遇，正是理解这套迫害机制及其后果的一个切面。
当不同层级的人员共同参与其中，追查责任就不能止于直接施暴者，还应追查幕后的组织者、推动者及相关管理人员。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