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2日，台湾基隆市，台湾旗帜在迎风飘扬
北京的共产党政权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征服台湾——这个民主岛屿是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中共革命者占领大陆后撤退的目的地。中共的台湾攻势虽然达到了一些目的，但从长远来看，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北京正在浪费财力和政治资本，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民主战争。
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Miles Yu）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对台湾的主张是一种“执念”（obsession），其根源有四点：错误的“解放意识形态”——反资本主义；“中国比美国及其盟友更强大的错觉”；担心台湾的成功会动摇中共统治；以及将台湾作为激励中共军队的工具，并为中国外交官提供转移话题的途径——例如朝鲜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等。
还可以补充一点，北京深知自身经济实力不足以解决这些国家的国际问题，但它更倾向于破坏美国的解决方案，并利用这些问题在台湾及其它地区达到自身目的。中共或许会配合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目标合作，但前提是必须从中换取有利于自身主要目标的利益。否则，它就会通过与冲突双方进行交易来加剧冲突。
在历史上，中共从未真正控制过台湾，却声称自己有权“统一”（reunification）。事实上，海峡两岸从未真正统一过，中共又怎能“统一”台湾呢？
接受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如此明显的非理性做法，是对中共支持者的一次严峻考验。那些希望从中国贸易和投资中获利的全球人士，往往不会反驳支撑这场“统一运动”的谎言。从“皇帝”那里获得好处，历来都需要肯定其“新衣”的精良和覆盖范围。从中共初代党魁毛泽东（1893-1976）到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历任中共独裁者的下属们也从不质疑为入侵台湾而进行的巨额军事准备。围绕在这些独裁者身边的应声虫们，历来都认同征服“不可征服之物”（unconquerable）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否则就会被扫地出门。这在导致1959年全国大饥荒的农业集体主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如今对台采取的军事化手段中也同样如此。
毫无疑问，普通中国民众正在为此买单，中央政府预算（不包括对各省的转移支付）的61%用于军事开支和债务利息，其中42%用于军事开支，而如果北京停止威胁台湾以及中国其它邻国（包括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和水域，其中大部分开支本可避免。中国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制造对抗，这既是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损害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
多年来，中共的领土主张引发了一场区域军备竞赛，这场竞赛对中国纳税人来说代价高昂，更遑论众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它们惧怕体量比自己大数倍的区域大国。亚太地区的军事开支正在蚕食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也彻底粉碎了中共支持区域发展的说法。
事实上，中共的军国主义阻碍了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它声称最关心的边远地区。中共声称代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发声，就像它声称代表中国人民发声一样。显然，从来没有哪个国家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中共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更遑论让它代表亚洲的穷人。中共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它声称代表的几乎所有人，并从中牟利。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需要财政刺激和更多外资，但是中共政权的军费开支和不断增长的债务偿还（目前已占中央政府预算的19%）限制了北京的财政空间，令投资者大失所望。中共政权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和贸易代价。它拒绝与承认台湾主权民主政府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正常的贸易往来。鉴于台北不仅展示了如何实现中国市场民主，而且还展示了如何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台湾是中国大陆实现市场民主的最大希望之一。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就做到了这一点。华人众多的新加坡也向中国展现了自由市场的成功模板，并且能够成为美国的友好伙伴和战略伙伴，包括提供海军设施使用权和联合训练。新加坡的民主程度不高，但无疑比中共政权高。
正如余茂春博士所指出的，中共很可能惧怕台湾和新加坡在民主建设、与美国合作方面取得的成功，因为这些成功凸显了中共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的失败。即使考虑到购买力平价（这因中国生活成本较低而有所改善），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为31,790美元，而台湾为103,740美元，新加坡为176,930美元（在全球排名中与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爱尔兰并列）。如果台湾和新加坡能将它们的做法带到北京，而不是反过来，那么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会生活得更好，也更少面临威胁。
试想一下，如果北京吞并了台湾，它很可能也会想吞并新加坡。新加坡华人占多数，而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往往想要“团结”那些与他们“相同”的民族，无论语言如何。在新加坡，最常见的家庭语言是英语。但这对于中共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它一贯压制藏语和维吾尔语等“分裂”中国的语言。台湾和新加坡，以及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伙伴，应该加倍努力，赶在中共吞并这些华人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之前，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和市场化。
北京的外交官和贸易代表也加入了这场“讨伐台湾”的行列。他们向世界上十几个仍然承认台湾的国家施压，白白浪费了中国大量的政治资本。最近，中共制裁了两位支持台湾民主的南美国家巴拉圭（Paraguay）和中美洲国家伯利兹（Belize）的部长。对于54个非洲国家中拒绝承认台北、选择与北京建交的53个国家，中共给予了零关税待遇。中共在台湾问题上耗费的政治资本本可以更好地造福中国人民，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他们更关心的是地图上的界线，而不是本国人民和台湾人民的福祉。
2026年3月30日，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吴钊燮（左一）与美国参议员汤姆‧蒂利斯（Thom Tillis，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州，左二）和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民主党/新罕布什尔州，左三）抵达位于台湾桃园的国立中山科学研究院。(I-Hwa Cheng/AFP via Getty Images)
美国采取保守的回应，批评北京干涉其它国家承认台湾的主权决定。但是这种做法似乎并未奏效，承认台湾的国家越来越少。北京甚至制裁了数十名美国官员，例如2021年制裁了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2022年制裁了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华盛顿最好采取里根式的对华政策，用民主之光照亮共产主义及其灾难性的征程。如果民主国家各自对华采取行动，北京就可以逐个惩罚它们。如今，中共这种做法已成功将承认台湾的国家限制在少数几个小国之内。北京若要同时惩罚所有国家，难度将大得多，尤其是在美国带头的情况下。
因此，所有民主国家都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对抗中共，包括在无法采取联合行动的情况下，采取逐步推进的单独行动。每当中共政权制裁支持民主台湾的民主国家官员时，民主国家政府应采取正面的反制措施，例如授予国家荣誉、发出官方邀请。所有国家，特别是以民主价值为立国基础的国家，都应密切关注彼此释出的此类信号，并最终一致承认台湾的外交地位。未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应承受其它国家加征的更高关税。即使中共利诱各国为自身利益而承认北京、不承认台北，共同承认台湾仍符合这些国家的整体利益。在博弈论（game theory）中，这被称为反复出现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用于描述在一种博弈情境下，个体之间可能面临的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冲突，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换句话说，行为主体面临选择的两难境地时，往往会趋向于考虑相对利己但是不利于集体最大利益的方式），其解决方案是逐步加强合作。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最终取决于它们对中共采取的统一而强硬的立场。
保护台湾免受中共侵略，不仅是为了某种抽象的民主和人权理想（尽管这固然重要），更关乎美国及其盟国的长远国家安全利益。如果允许中共占领台湾——例如像在香港那样不费一枪一弹——中共将控制更多的人口、资金和技术等。中共政权可以利用其日益增长的权力威胁下一个目标。它可能会一路扩张，直至抵达日本、关岛、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和北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the Azores）等。届时，世界将变得更加不安全、更加不自由，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将步步逼近美国海岸。要阻止这种威胁，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和更加团结的西方盟友集团。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2001年获颁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8年获哈佛大学的政府管理学博士学位。他是《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出版商科尔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总裁，其研究领域广涉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他的最新著作是《权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级制和霸权主义》（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2021）和《大国大战略：南海的新博弈》（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2018）等。
原文：China’s Costly Taiwan Crusad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