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共产党号召所谓的“大鸣大放”，掀起了全中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法新社）
在那个曾经极度黑暗的文革时期，在那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沉默的时代，还是有一些保持着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通过现实，认清了中共的倒行逆施后，采取了反抗的行动，为此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曾如此叹道：“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不能不说说如今仍不见容于中共的北大学生林昭。
1932年出生的林昭，原名彭令昭，林昭为其笔名。受其母亲影响，曾经的她对革命怀着巨大的热情，并身体力行；她曾坚定地信仰中共，对毛极为虔诚，还亲切地称其为“父亲”。
毛发起反右运动后，身为北大新闻系学生的林昭在批斗学生张元勋的大会上勇敢地站了出来，质疑其合理性，并斥责北大中文系若干党员对张的人身攻击。此时的林昭已经意识到整风和“反右”的本质不过是毛对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是一场邪恶的阴谋。林昭也由此被打成“右派”，但她拒绝检讨，随后被劳动教养三年。
林昭出来后，1960年因参与创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而被逮捕入狱，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末林昭再次被捕入狱。期间她曾因不甘凌辱，几次自杀未遂。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中共当局在上海秘密枪决，当局从未正式公布过判处林昭死刑的罪名。
显然，她致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她不认错。“她是北大唯一不认错的。”在她入狱后，有人对她说，如果她承认自己错了，就可以放她出去，她的母亲也劝她低头认错，但林昭的回答是“我没有错，绝不向邪恶低头”。而这样的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尤为可贵。
林昭前后在监狱度过了八年非人的生活，她在狱中写了几十万笔记、书信和日记。因为没有笔和墨，林昭就用发夹、竹签等物千百次戳破皮肉，沾血书写。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勇气？
对于对毛的神化、毛的残忍和冷酷，林昭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狱中，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蟠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颂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正因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对现政权彻底绝望后，林昭毅然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无疑，作为基督徒的林昭早已深谙中国的黑暗，也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做好了殉道的准备。她自称是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她说：“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荣光。”
无疑，在那个年代，拥有这样一个女儿，林昭的父母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可曾后悔，如果当初没有选择追随中共，他们的女儿会被戕害吗？眼睁睁看着没有任何错处的女儿被入狱、被虐待、被枪杀，他们在想些什么呢？
林昭父亲叫彭国彦，原籍现属江西的吉安，190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曾任学生会主席。1926年毕业后，赴英国留学，攻读宪政，显然他是一个心怀抱负之人。这样一个对西方宪政非常了解的青年学子，自然理解自由的含义，可惜就是没有看清伪装的中共。
1928年回国后，彭国彦任教育处上校科长兼河南中山大学讲师，其后参加江苏省县长考试，取得第一名的佳绩，人称“彭状元”。他因名列榜首被派往一等县吴县任县长，当年11月走马上任。
清廉县长却认不清中共
彭国彦的县长做的如何呢？署名黄云的《吴县县长彭国彦》一文中这样描写道：“那彭国彦身穿蓝布学生装，脚蹬黄皮鞋，以官场的眼光看，嫩是嫩了一点，倒也潇洒不凡。王引才黯然下台，时而露出一些牢骚，却也毫无办法。王引才是个老式官吏，苏州市民对他并无好感，文化界、新闻界对新来的彭国彦则充满好感，多有报道。彭国彦上任之后，一反前任的官僚做派（按：民初县长坐大轿，北伐后坐包车），居然微服走浒关采风（浒关即今苏州市浒墅关镇），随员都不带一个，还开始建设路政，安装城乡间的电话，说得少，做得多，非常平民化，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正因为没有官架子，所以也不懂过去做官的门道，不合理的对抗，对苏州势力极大的士绅也不理不睬，埋头做事，一副强项令书呆子的我行我素气派。”
这样平民化的县长虽然赢得了百姓的心，但却未必见容于官场。他仅仅做了九个月的县长，就被赶下了台。
关于下台原因，一种说法是彭国彦厉行禁烟禁赌，触动了包庇烟馆赌场的地方警官利益，同时还向时任国民政府吴县党部秘书的左翼女青年许宪民泄露了要逮捕左翼青年的消息，以致逮捕失败，缪斌遂将彭国彦密捕并撤职。许宪民就是林昭的母亲。
另一种说法是彭国彦在吴县得罪不少人，因同情左翼青年，遭到吴县公安局长郑诚元的质疑，并被其派员押解到镇江，罪名是“违抗命令，行为不检”。
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中共党员被大肆逮捕处死，同情、支持左翼显然并不合乎时局。一介书生且相信人人享有信仰自由的彭国彦，在许宪民的影响下，对中共存有好感，没有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极有可能是其被免职的主因，否则即便其不见容于官场，只要自身不存在把柄，是不可能被免的。
许宪民，苏州人，中产阶层家的千金小姐。早期就读于乐益女子中学，受胞兄许金元影响，接受了马列邪恶思想。1926年参加中共青年团，后加入中共。中共秉承苏共旨意，加入国民党“借壳发展”时，她也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11月任共青团苏州市（县）委委员。国民党“清党”后，内心害怕的她于1928年声明脱离中共党团组织关系。也是在这个时候，她遇见了彭国彦，两人应该在日常相处中产生了感情。
在彭国彦被押解镇江时，许宪民也坐同一趟列车送其前往，之后回吴县后撰写请愿书，要求将其释放。因为彭国彦官声不错，许多人签名请愿。因请愿书的缘故，彭国彦在省里拘押了两天后被释放。这至少说明当时的民国政府也必须考虑民意的，与当下中共完全不同。
被释放后没多久，彭国彦没有回江西，反而在苏州赁宅住了下来，并请人去问许宪民的父母是否同意两人的婚事。许的父母并不看好彭国彦，为了拆解两人的爱情，而是很快给女儿找了一个伴侣，但许宪民最终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
1930年7月，彭许结婚。这成为苏州小报排日登载的新闻。同年，彭国彦再次被起用，于次年5月出任二等县江阴县长。在江阴县长任上，彭国彦又因释放左翼青年而去职。这说明其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许宪民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声明退出中共，但许宪民骨子里依旧相信中共那套邪说。
去职后，27岁的彭国彦又被调到三等县邳县任县长，这是明显的降级或贬黜。当地灾情严重，瘟疫流行，官场两派相争，清高的彭国彦一心只想做实事，但由于不谙人事，加上举措不当，被人状告“浮征芒银”，传说上告状纸用车拉。彭国彦很快被拘押，案件送到江苏高等法院审理。1934年，左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等为其声援，一些地方士绅集资5000元，他才获得保释。这背后显然有许宪民和中共的手笔，而中共为何要搭救彭国彦，真相值得探究。笔者推测，这大概率是为在国民政府内埋钉子做准备。
出狱后，彭国彦定居苏州，赋闲在家。抗战爆发后，彭国彦、许宪民辗转至重庆，彭国彦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宣传部的文书科长、编审室副主任等职，按照国民党关于在党的机关任职须加入国民党的规定，于1939年7月加入国民党，1945年春转到粮食部田赋管理处、中央银行任秘书、协纂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苏州，彭国彦任中央银行设计专员，而许宪民则任吴县妇女教养所主任、吴县银行董事、吴县救济院副院长、苏州新苏（苏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等职。尽管不知许宪民是否在重庆就与中共地下党有了联系，但其回到苏州后，确实与中共苏州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从这一点推断，许极有可能在重庆就与中共暗中联系。
中共苏州地下党建议许宪民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7年春参加左翼中国民主同盟，后积极参加颠覆苏州国民政府的活动。
1949年后命运多舛
1949年中共篡政前，彭国彦一度想去台湾，后选择留下，这大概率又是在妻子的说服下。留下后的彭拟打算从事译述。其后，中共统战部曾推荐其为文管会委员，没有成功。
1955年9月，在中共发动的“镇反”运动中，彭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他不服上诉。1956年苏州市中级法院判决“其历史身份已在反动党团登记时基本交代，偷听‘美国之音’是非法的，但念其在解放后不久，又未大肆传播，此外无其他罪行足以惩罚，撤消原判，教育释放”。
然而，当1957年又一场“反右”运动席卷全国时，彭国彦没能逃脱，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管制5年，许宪民与其离婚。离婚后，彭长期无工作，以典贷、跟人做佛事过日，后被安排到一街道小厂做敲工，月发16元。
1960年10月，长女林昭因参与创办反共刊物《星火》而被捕，一个月后彭国彦服老鼠药自杀。自杀前提是否后悔留在大陆了呢？
而许宪民在1949年后曾任中共苏州市人代会代表、市政协委员、民盟市委委员、民革市委委员。在丈夫人生低谷时，她选择离婚，应该主要是政治原因，正应了“夫妻大难各自飞”的俗语。
1968年4月底，林昭被枪杀后，中共当局向许宪民索要子弹费，让许宪民深受刺激。此时的她是否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呢？在内心饱受折磨几年后，许在1975年于上海黄浦公园自杀身亡。
文革结束后，彭国彦、许宪民和林昭的冤案都被中共“平反”，三人一起葬于苏州灵岩山。然而，迄今为止，中共仍不允许民众公开祭奠林昭，中共怕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