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被要求退还绩效奖金。(Photo by Johannes EISELE/ AFP
十月下旬，一篇自媒体文章在大陆网易号等平台流传。标题很长，意思很简单：“同样发绩效奖金，公务员等剩余的三分之一，教师退已发的二分之一”。据文章披露，某地此前为了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的要求，给教师发了一笔绩效奖金，现在又以“清理规范违规多发部分”为由，要求教师把已经到手的钱退回一半。同一时间，当地公务员的绩效还有三分之一没发，还在等。文章没有点出具体是哪个区县，原始通知也没有公开流出，但评论区里说自己那里也一样的人不少。
这笔钱到手的时候，大概没人想到它只是暂时放在自己这里。它可能已经交了孩子的补课费、老人的药费，或者某个月的房贷。现在一纸通知下来，钱要退，理由是当初“多发”了。多发是谁定的，发的时候为什么没人说多，通知里不会写。
“不低于”是怎么落实的
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这话早就写进了法律。1993年的《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又写了一遍。三十多年过去，一些地方终于找到了落实的办法：公务员那边先欠着，教师这边先退回，两边的差距就这样缩小了。
这件事还有更难堪的一面。教师和公务员都在体制内，都被叫作“吃财政饭的”，平时外人羡慕的也是同一样东西，就是稳定。可是财政一紧，稳定先从最底层开始松动。最先被要求退钱的是站讲台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决定这笔钱发不发的人，并不在其中。
“过紧日子”落到谁头上
这几年，“过紧日子”年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的报告说“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2025年说“坚持政府过紧日子”，2026年3月的报告提出“坚决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并要求“务必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从“习惯”到“坚持”，再到“坚决落实”，措辞一年比一年硬。
报告里，过紧日子的主语是“政府”。到了执行层面，变成审计部门逐条清查各单位发过的工资津贴。据第一财经8月24日报导，天津市的审计报告指出，有2家单位向个别人员违规多发放工资、津贴41.04万元。查违规本身没有错，审计点出来的也只是“个别人员”。可压力一层层往下传，最后接住它的是普通人的工资条。
从教师账户里退回去的那一半绩效，照报告的说法，算是“省下来”了，要用到“群众的急需处”。教师大概不算群众。
帐算完了还要有人来背
钱是看得见的部分，看不见的是责任。这几年基层最怕听到的词是“问责”，上面布置任务，下面签责任状，任务完不成，先查的是签字的人。三年防疫期间，上门贴封条、守小区大门的是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2022年12月政策突然转向，留在原地承受怨气的还是他们，发文件的人从来不需要出来解释。这套体制分工清楚，决策在上，执行在下，出了事，追责顺着执行的链条往下找人。
在体制里待得久的人，心里大多明白这一点，只是不愿往深处想。往深处想，就会碰到一段很少有人讲完整的历史。
四十年前的一份名单
1966年文革发动，“造反有理”的口号从最高层喊出来，大批学生和工人被号召上街冲锋。十年后运动收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给发动者下了结论，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功绩大于过失。
紧接着，中共开始在全党清查“三种人”，也就是追随林彪、江青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1983年开始的整党把这场清查推向全国。当年真正动手伤人的人被追究，并不冤枉。可清查的标准是谁定的，依据的档案是谁建的，当年那句号召又是谁喊的，决议里写得清清楚楚，号召者功大于过。发出号召的人进了纪念堂，响应号召的人进了档案。
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很朴素。在这个体制里，党员身份从来不是护身符。到了需要有人负责的时候，它就是一份现成的名单，入党志愿书、政审材料、历次表态，都在档案袋里放着。
名单上的名字可以收回
今天的中国人，七八岁戴上红领巾，十四岁入团，工作后很多人又被动员入党，这份名单从童年就开始登记。入党誓词里有一句“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宣誓的人多半没把它当真，组织却一直当真，只是先拿去牺牲的，是一位教师当月的绩效。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走向觉醒，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统计，累计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4.6亿人次。声明可以用化名，不需要去单位交材料。它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工资条，也不会让那一半绩效退回来，它改变的是那份名单上的名字还算不算数。
发出去的钱，单位一张通知就能要回去。一个人年少时交出去的名字，也可以自己要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