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仁勋婚外情
黄仁勋若离婚妻子或可分得776亿美元，
英伟达（Nvidia）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卷入婚外情风波，外界也开始关注，如果这场风波最终导致婚姻破裂，身为亿万富豪的他，妻子可能分得多少家产？
黄仁勋与妻子洛莉（Lori Huang）于1985年结婚，两人当时还是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学生。由于黄仁勋是在婚后创立英伟达，他持有的公司股份及相关收入，可能涉及夫妻共同财产。
然而，这竟不相干地诱发“音乐教父”奋起批评台湾三女性政客（前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萧美琴、前监察院长陈菊等人）未婚未育，坊间女性多有“愤起”反驳，可是“不婚不育”难道不是一桩“社会危机”乃至价值倾斜，虽然它是合理的个人选择，无人可以干预。
还有，这场纷争也闹起“出生地主义”，某“台语”音乐教父却被揭底不是“外省人”，这个岛上的敏感事务，最终都会导向省籍对立。
当然，上述婚恋新价值，乃是某种左倾意识形态，极怪异的来自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因此在对岸的中国，有着丰富历史脉络。
二、米兔在中国的几层积淀
从抗拒离婚到米兔，女权在中国进步了吗？邓小平改革阉掉“党爸爸”了吗？中国推翻“男性中心主义”，是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胡侃，而是题中应有之意。
米兔在欧美刚刚兴起，已有寒蝉效应：名男人（权力男）频频遭控，几无逃脱。那么它在“老男人”当道（集权顶层无女性、凡进入权力层的女性据说皆为淫妇）的中国，一定惨不忍睹，然而梳理一下其路径，有可能吗？
1980年代我写了一篇《阴阳大裂变》，在这种体制下，女性利益团体对男性主导的国家政策又能有多少干预呢？1980年新婚姻法实施所引发的离婚潮中，一群北京的离婚女性曾组成“秦香莲上访团”，将告状信径直递到中南海的胡耀邦手里，胡却批示为了社会稳定，要妇女顾全大局，妇女联合会也出面劝说这些“秦香莲”接受离婚，六十几件进入诉讼的离婚案，无一例外地以拒绝离婚的女方败诉告终。
郑州一位败诉的女子当堂服毒自杀身亡，娘家抬着她的灵柩示威，妇联也替她诉冤，但都于事无补。这次离婚潮第一次从体制中剥离出男性——“陈世美”，逼得女性也去找自己的历史对应“秦香莲”，这时人们发现这个体制竟也去找它的对应物“包青天”，并毫不留情地拿陈世美开铡﹙监禁一批离婚男性)，作为婚变受害者的女性的“报复主义”一度还得到体制的支持，却丝毫没有改善女性的弱势地位。一场溅血的“阴阳大裂变”所完成的，只是一次性别的历史还原，把源于五四的“女性解放感”一扫而光，由此激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十年后回头再看那部对离婚开禁的新婚姻法，觉得还是激进了点：
1、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唯一离婚标准是生理缺陷，即一部不准离婚法；然而当时全国离婚案高达180万件，竟是大量进城干部换妻；
2、1980年修改婚姻法，以感情为婚姻唯一标准，引起离婚大潮，北京市离婚案上涨331.2%，离婚证供不应求，然而有人当堂服毒自杀，血淋淋的抗拒；
3、“无过失离婚”成为法律，是一个进步，但是社会观念保守，中国传统排斥离婚，价值上仍以家庭为核心，跟欧美相比，基本上还在前现代，但是今天据说中国仍然离婚率极高；
4、中共政策一向激进，最显著者有三：a、五〇年代“共产主义大跃进”，b、“一胎化“动摇国本，c、八〇年代”资本主义大跃进”；所以，前后三十年，不出一个世代，可以实行如此翻江倒海的激进式社会折腾，而社会、人文、民众心理、生命尊严所支付的巨大代价，从未被统治者计算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社会！
中国女性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是同传统的男性中心结构，被剧烈的文化变迁和一场暴力革命天衣无缝地镶嵌进旷古未有的一种体制中有关。这个体制吞食了整个社会，以绝对权威宰制性别制度，衍生出非常奇妙的“中国特色”﹕
1、父权家族社会党国化（“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2、“阶级”身份篡改和取代了“性别”身份，
3、有性之人通通“中性化”（“不爱红装爱武装”），
4、妇女在这里被社会化的实质，并非西方女权论者所指出的处于次等地位，而是这个性别团体从整个话语系统中被抽空，只剩下一个彻底“被解放”到了无性、无身的女人。
概言之，在中国人，无论女人和男人头上，都压着一个凶恶的“党爸爸”。
三、白毛女：无身无性的躯壳
非常奇妙的是，这番恐怖的改造是靠文学来完成的。在女性文学研究者的历史视野里，传统中国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只是一个由士大夫寄寓他们情怀与哀怨的“空洞能指”（香草美女、美女狐化），这是三纲人伦秩序所导致的，但五四新文化颠覆了这个秩序，在“弑父的一代”文化中，短暂的“五四新女性”仍不过是男性大师们（鲁迅、茅盾）笔下的“男人的复制品”，或“一具承载男性欲望和浅薄快感的空洞躯壳”(丁玲)。
延安文学再次颠覆五四，以“大众之神”重塑超越性别的“革命权威”，女性从此消亡。延安文学的经典之作‘白毛女’留下了消亡的全部记录，女性文学专家孟悦对此有精采的诠释：这本是一个农村姑娘被富家人性强暴的故事，却抽空了所有性别语言和性别压迫的情节，只留下一个关于压迫的空位，由阶级斗争来填补，于是，一个姑娘的身体标记和性别处境都痕迹不留地被代换成“受压迫阶级”的象征，性别压迫的残酷及其所能引起的同情，也一并被“阶级压迫”偷换而去，女性再次成为一具承载暴力革命合理性的空壳。于是，这个无身无性的躯壳，才可能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再被体制以种种革命、建设、改革的理由任意利用和蹂躏。
西方最政治化的女权运动，在中国却是远离现实政治，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体制的力量（各级妇女联合会）。在当下中国多事之秋如何保存女性主义于学术之中而不被政治风暴戕害，则需更高的智慧。
1988年由于选举竟使得最后一名女政治局委员从中国的最高决策圈里消失，此事引起的震荡使女性主义者本身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力争配额，另一派则认为，女性参政者自身女性意识薄弱，掌权后迎合男性，同女性划清界限，这样的落选并非坏事。她们主张不同男性玩“照顾性参政”，而着力于女性群体参政意识的觉醒，达到能力参政。
四、爸道
——从“弑父”到“恋父”
1、哈佛讲座教授王德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脉络，“五四”反传统、打倒父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破晓，鲁迅陈独秀整个五四文人，都是逆子孽儿，在文化和文学上，他称这是一个“弑父的时代”，文学中饱含一股“恨父恋母”情节（悲情母亲小说很多）。这一路反叛，却到了“延安时代”，文学和作家都被党收用，“毛主席”成为大家的“父亲”，“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2、当年中共的文艺总管周扬，在延安拍了一部戏《白毛女》，借一个被地主欺负的民女之身，带入整个“被压迫阶级”，从文艺路径成功铸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而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则是挣脱包办婚姻（父权）的林道静，最后找到的是另一个“党爸爸”，比前一个更加不堪。
3、“党爸爸”的极致是《东方红》，它偷换自一首山西民谣《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呦，
哎呀我的三哥哥……
——“解放后”女性
1、中国妇女解放是一场革命而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因而不可能走上西方女权运动的道路﹔
2、中国妇女解放有“立法超前”性质，因而女性主体意识并未觉醒﹔
3、妇女在这个社会里被城乡、脑力体力和职业分割成素质悬殊的农村妇女、城镇女工和知识妇女三个层次，从贫困愚昧的群体到精神素质超越男性的个体，需分层研究。
4、中国女性研究不是女权运动，但它的本土化和不激进两个特色，却显示了极高的智慧，因此西方最政治化的女权运动，在中国却是远离现实政治，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体制的力量（各级妇女联合会）。
5、1988年由于选举竟使得最后一名女政治局委员从中国的最高决策圈里消失，此事引起的震荡使女性主义者本身也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力争配额，另一派则认为，女性参政者自身女性意识薄弱，掌权后迎合男性，同女性划清界限，这样的落选并非坏事。她们主张不同男性玩“照顾性参政”，而着力于女性群体参政意识的觉醒。
以上几点根据“中国妇女学”创始人李小江的观点概括。
▲罗大佑、蔡英文。（资料照／记者蔡琛仪、周宸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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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回应罗大佑“我确实没自己孩子”破26万赞！超越毕业贴文| ETtoday政治新闻| ETtoday新闻云
记者陶本和／台北报导
有“音乐教父”之称的资深音乐人罗大佑近日批评，政府拉低文化门槛，甚至点名前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萧美琴、前监察院长陈菊等人未婚未育；蔡英文今天（11日）发文回应，强调她确实没有自己的孩子，但用尽全力守护台湾每一个孩子。
蔡英文的此篇贴文，在7小时涌破26万赞，超过她2024年5月19日，卸任8年总统的毕业贴文。
针对罗大佑的发言，蔡英文今天透过社群平台表示，“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孩子。我想起了罗大佑老师的《童年》这首歌。这首歌陪伴了很多台湾人成长，歌里有童年的孤单，有对长大的盼望，也有水彩蜡笔画不出来的那一道彩虹”。
蔡英文表示，台湾的每一个孩子，都曾经对未来充满好奇和想像，也都期待着，有一天长大后，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当选总统的那一天，最大的希望就是“留下一个更好的台湾”，让台湾的每一个孩子，能有一个不必孤单的童年。
蔡英文强调，也希望让不一样的孩子，不必因为自己的不同而感到害怕；让每一个盼望长大的孩子，能安心地做自己、自由地去爱。
当年用水彩、蜡笔画不出来的那道彩虹，“我们终于一起，把它画进了台湾的法律里、画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里。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我用尽全力，守护台湾的每一个孩子”。
蔡英文的此篇贴文截至晚间10点左右，约7小时涌入超过26万赞、1.1万则留言，以及近万次分享；值得注意的是，此篇贴文的按赞数，超过2024年5月19日，蔡英文担任总统最后一天的“毕业文”，当时的毕业贴文截至目前累计24.4万赞、2.5万留言，以及7100多次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