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的一个深夜，台北一家酒吧里，一名中国女性企业家与几位科技业高阶主管打赌，她能让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现身。
午夜过后，身穿招牌黑色皮衣的黄仁勋果然出现，加入众人喝威士忌。据《纽约时报》引述当晚在场人士的说法，这名女子是曾任新加坡资料中心企业Megaspeed高阶主管的Alice Huang。不过，黄仁勋原本就计划参加这场聚会，并非临时受邀单独赴约。
近日，这场两年前看似寻常的聚会，却成为媒体追查两人关系的重要场景。据报导，美国情报机关怀疑Alice Huang（黄乐）与中国情报机构存在关联。
从古代宫廷的美人计，到冷战时期的罗密欧间谍，再到今日围绕科技企业领袖的情报疑云，政治制度、情报工具与科技环境早已截然不同，利用亲密关系接近重要人物的手段，却始终受到关注。
人们早已知道美人计的存在，情报机构也累积了数十年的反情报经验。为什么这种古老的手段，至今仍然值得警惕？
美人计，真正利用的是美色吗？
古代《三十六计》将“美人计”列为第三十一计，其中有一句：“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面对兵力强大的对手，与其正面交锋，不如设法影响掌握军队的将领；面对善于谋略的将领，则可以寻找其情感上的弱点。这种思路不直接攻击对方的军事力量，而是试图透过掌握决策权的人，改变对方的判断。
传统故事中的美人计，经常以美女、君王与国家兴亡作为叙事主轴。西施、貂蝉等人物，也因此成为人们熟悉的象征。然而，这些故事混合了历史记载、文学创作与后世传说，未必能作为真实情报行动的证据。
时至近代，美人计不再只是女子诱惑男子。冷战时期，东德国家安全部曾派遣男性情报人员，与西德政府机关的女性职员建立恋爱关系。这些情报人员被称为“罗密欧间谍”（Romeo Spies）。
1968年，西德政治学研究生加斯特（Gabriele Gast）前往东德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结识了一名自称施密特的男子。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是东德情报人员施奈德（Karl-Heinz Schneider）。两人逐渐发展出亲密关系。施奈德支持她的学术研究，与她讨论政治，也让她相信彼此拥有共同的未来。
后来，施奈德向她揭露自己的情报身份。加斯特并没有因此立即终止关系，反而开始参与情报活动。1973年，她进入西德联邦情报局工作，此后多年持续向东德提供情报，直到1990年遭到逮捕。
加斯特并非因为一次短暂诱惑，就突然决定背叛自己的国家。她经历了相识、恋爱、信任、身份揭露，以及逐步参与情报活动的过程。
这个案例显示，情报机构如何利用一段私人关系，逐渐建立取得情报的管道。美貌可以创造接触机会，但让情报关系持续发挥作用的，不只是感情与信任，还可能涉及利益交换、理念认同与其他个人考量。
知道对方的目的，为何仍继续合作？
加斯特的经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当施奈德坦承自己为东德情报机构工作时，两人的关系并没有立即结束。当人们已经知道某段关系可能带来风险，为何仍可能选择继续？
情报研究早已注意到，金钱、理念、胁迫与自我认同，都可能成为情报招募的动机。当事人不一定受到欺骗，也未必失去判断能力。有些人明知对方的目的，仍然认为继续合作符合自己的利益或信念。
但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已经不愿合作，却不敢停止。2025年7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布一宗官员遭外国情报机构设局的案件。根据官方说法，一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出国期间，受到外国情报人员刻意接近，并被拍下私密影像。对方随后利用照片施压，要求他返回中国后提供公务文件。
东德罗密欧间谍可能透过感情与理念认同取得合作，私密影像勒索则利用当事人害怕曝光的心理，迫使其接受要求。两者虽然采取不同手段，却都可能使私人关系成为持续影响当事人行为的工具。
一个人最初可能因为信任而接受某项要求，后来却因为害怕承认错误、失去职位或承受名誉损失，而不敢停止合作。如果揭露真相所造成的损失，在当事人看来始终大于继续隐瞒，他就可能在每一次退让之后，陷入更难脱身的处境。
因此，美人计的危险，不只在于让人作出第一次错误选择，也在于使人不敢停止后续的错误。
识破美人计，就能防范美人计吗？
从古代美人计到现代反情报教育，人们并不缺乏警告。但知道风险存在，与能够在具体情境中辨识风险，仍然是两回事。
企业主管必须接触客户、投资人、政府官员与合作伙伴。这些往来可能从正式会议延伸到餐叙、社交活动，甚至私人友谊。如果要求所有重要人物完全避免非正式交往，不仅不切实际，也可能妨碍正常的商业与外交活动。
英国军情五处（MI5）所属的国家保护安全局（NPSA），于2025年10月发布反间谍与外国干预指引，提醒政治人物及相关工作人员，他们可能因为能够接触重要资讯、影响政策，或与其他重要人物保持联系，而成为外国情报活动的目标。情报机构希望取得的，未必只有机密文件，也可能包括非公开资讯、人际网络与决策影响力。
然而，情报风险未必在初次接触时就已经明显。一场正常的商业聚会，不会因为日后有人受到情报怀疑，就自动变成预先设计的情报行动。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关系建立之后，接触方式与要求是否逐渐发生异常变化。
例如，对方是否开始询问与原本交往目的无关的内部资讯？是否要求提供尚未公开的商业计划？是否试图透过私人交情，绕过正常的审核与授权程序？
这些行为比对方的国籍、外貌或私人身份，更值得成为判断风险的依据。但实际困难在于，这些要求未必一开始就显得异常。一次非正式的询问，可能被当成朋友间的关心；一次要求引荐重要人物，也可能被视为普通的商业协助。当事人若只从单次接触判断，未必容易察觉整段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
尤其对掌握重要权力的人而言，别人接近他的原因，可能不只是个人魅力或私人情谊，也可能与他所代表的职位、资源及人脉有关。这并不表示每个接近者都有不当目的，而是提醒当事人，不能把私人信任直接当成职务授权。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对方是否别有用心，更是自己是否因为感情、利益或其他个人考量，开始接受原本不会同意的要求。
防范美人计，只能依靠个人警觉吗？
黄仁勋事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据《纽约时报》报导，美国情报机关虽然怀疑他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活动的目标，却没有向他提供防御性情报简报（defensive briefing），也就是针对潜在情报威胁所进行的安全警示。
如果情报机关掌握的风险资讯，当事人并不知道，个人又如何单凭警觉作出判断？然而，情报机关是否应该通知当事人，也不是毫无限制的问题。过早揭露情报可能影响调查，未经充分确认的怀疑也可能伤害当事人的名誉。如何在情报保护、风险警示与个人权益之间取得平衡，本身就是制度必须处理的难题。
美国现行的反情报制度，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传统道德劝诫的做法。依据美国《安全主管机关第3号指令》（SEAD 3），有权接触机密资讯或担任特定敏感职位的人员，与外国人士建立涉及感情、亲密接触或个人义务的持续关系，或察觉疑似外国情报接触、利用或勒索等情况时，必须依规定通报。一般短暂、偶然的公开接触，则不因此受到相同要求。
这项规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不要求当事人先证明对方是间谍，也不必等到机密已经外泄，才让专业人员介入。它要求通报的是可能产生安全风险的接触或情况，而不是将所有私人关系视为不当行为。
防御性情报简报与SEAD 3虽然属于不同机制，却揭示了同一个问题：安全风险不能只留给个人自行辨识与承担。当情报机关掌握当事人不知道的威胁，或者当事人察觉自己可能受到利用时，都需要有适当的制度，使风险资讯能够被评估与处理。
当然，SEAD 3主要适用于美国政府敏感职位及符合规定的安全许可持有人，不能直接套用到所有企业主管。然而，它所揭示的防范原则，并不局限于政府机关：重要人物的私人关系可以受到尊重，涉及职务权限的安全风险却不应完全由个人承担。
美人计历经千年仍然存在，并不是因为人们始终无法识破诱惑。情报机构利用情感、利益、认同与胁迫影响他人的手段，早已受到研究，也有相应的防范方法。困难之处在于这些手段所利用的情感、互惠与人际关系，同时也是正常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不可能因为担心遭到利用，就停止建立友谊、发展感情或进行商业合作。
从古代美人计到现代情报活动，这些案例并不是要让人对建立关系感到焦虑。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私人关系如何逐渐影响个人的判断与选择。当关系带来风险时，难道仍然只能依靠个人的警觉与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