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标题名为《黄仁勋间谍丑闻背后:一场争夺特朗普对华政策影响力的暗战》。这篇报道揭示,黄仁勋的辞职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外情引发的公司治理危机,背后还存在一场已经持续了长期的政治斗争。一方面,是黄仁勋支持他对华芯片销售政策的商业力量;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内部援助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技术封锁的国家安全鹰派。可以说是华尔街和硅谷战争华盛顿。而在抗疫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竟然是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卢比奥。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一些国家安全官员,长期对黄仁勋能够直接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不满。黄仁勋认为,美国不应该完全放弃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企业如果无法购买美国芯片,就会加速开发自己的芯片,最终形成一个不依赖美国技术的生态系统。如此,不如允许美国企业继续销部分先进芯片,让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继续依赖英伟达的硬件和CUDA软件生态。但卢比奥等对华鹰派的判断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先进AI芯片已经不仅仅是普通商品,而是决定未来军事力量、情报能力和科技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美国向中国出售先进芯片,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的战略竞争对手增强实力。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卢比奥曾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关于黄仁勋与黄乐关系的请求。指出的是,知情者表示,卢比奥在多次中使用了比中央情报局最初报告更加迫切、更加紧张的措辞。后来,大量的内容被媒体披露,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黄仁勋在11月12日辞职。可以说卢比奥的介入是黄仁勋的下台。
黄仁勋辞职并没有让英伟达摆脱困境。11月13日,美国总理长贝森特接受CNBC采访时,又把治理矛头指向了英伟达的公司和出口合规问题。他强调,儿不能只关注黄仁勋个人的私生活,真正需要追查,英伟达究竟不知道自己的客户是谁?有没有认真审查芯片最终流向哪里调查?为什么一家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新加坡公司Megaspeed,能够采购如此贝森特还公开表达了对商务部的不满。他说,支援、国务院和外交部等部门,几个月来都希望对Megaspeed采取更严格的出口限制,但负责做出决定的商务部却迟迟没有行动。换言之,冠状风波不仅涉及黄仁勋,还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内部、国务院与商务部之间的政策关闭。更敏感的是,彭博社抢先报道,英伟达总法律顾问蒂姆巨泰特曾联系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询问美国政府是否参与了新加坡方面对黄乐的调查。贝森特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公司的法律顾问本来应该加强内部合监督,而不是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贝森特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黄仁勋离开CEO职位,不代表英伟达其他和法务部门就免于调查。只要Megaspeed的交易、芯片最终用户和内部流程存在疑问,调查就可能继续。
这就让整件事情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我们现在的,已经不仅仅是黄仁勋个人与董事会之间的矛盾,而是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与科技产业之间的政策冲突。一方面,华盛顿对华鹰派的限制看到利用这次危机,另一个推动更迫切希望的芯片出口;方面,硅谷和华尔街的众多年轻人、创业者与技术人员,则担心失去黄仁勋,会严重损害英伟达的技术优势,甚至影响整个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力。现在来自硅谷和华尔街的支持(年轻人),到底能不能干过政府,或者左右政府的方向呢?
我先说我的结论。我感觉硅谷和华尔街为了利益的围攻会超过对国家安全的担心,而他们有钱,就可以通过游说集团给自己开绿灯。不过我相信一些人对黄仁勋的连续支持是真心的。马斯克就公开表达了对黄仁勋的支持。还有一些硅谷企业家和穷人认为,黄仁勋虽然失去了英伟达CEO的职位,但他仍然拥有巨额财富、广泛的商业和极高的行业声望望。如果他愿意重新创业,可能会吸引广大科技企业的资本开支。对于华尔街来说,问题也完全现实。英伟达不仅是一家芯片公司,还是整个AI投资热潮的重要推动者。它的GPU产品、CUDA生态、数据中心关系系统和供应链安排,到大量科技企业的资本支出。如果黄仁勋的导致英伟达产品交付延迟、技术路线动摇,受到影响的根本就不影响英伟达的股东。
我有一个推测,就是美国国会很可能利用这次事件,推动一套更加严格的对华AI算力监管制度。过去,美国主要限制先进芯片直接出口到中国,现在但越来越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即使芯片没有进入中国境内,中国企业也可能通过第三方的数据中心租用算力。如果一家中国公司远程调用可以部署在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的先进GPU,那么就非常有限制止芯片出口,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认为未来国会可能进一步限制中国特定企业,尤其是涉及中共事件和情报机构的实体,通过境外云计算平台获得先进的AI算力,同时要求芯片企业加强客户身份连接、最终用户审查,以及芯片流向的技术追踪。现在国会已经有人推动类似方向的立法,但具体协议通过、覆盖最终哪些企业和服务,目前还不能确定。
如果这样的立法最终获得通过,那么对华鹰派就可能在政策方面取得他们想要的结果。而这里同时,黄仁勋本人是否能够重新回到英伟达,另外一个问题。最关键的指标,就是黄乐究竟是否从事了中国情报活动,以及黄仁勋本人是否能够重新回到英伟达,以及黄仁勋本人是否能够重新回到英伟达,另外一个问题。仁勋是否明知存在安全风险,仍然向她提供了敏感信息或者商业便利。其中,公开报道尚未证明黄乐是中国职业间谍,也没有证明黄仁勋向中国情报机构提供了英伟达的机密。SemiAnalysis创始人 Dylan帕特尔甚至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黄乐可能首先是一位在中国商界广泛人脉、利用关系开展芯片业务的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经过专业训练的间谍。当然,这只是帕特尔的个人判断,并不能排除情报活动的可能性。
我认为,如果未来调查无法证实黄乐从事情报活动,也没有发现黄仁勋违反出口管制法律的证据,那么黄仁勋完全符合英伟达,不可能。即使某些需要解决的合规问题,也不排除相关条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司法部或监管机构存在达成适当的和解安但这里又必须强调,和解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挽回CEO职务,能否回归还依赖董事会、股东、内部调查结果,以及公司治理安排。状况,即使间谍指控最终不能成立,黄仁勋本人承认的婚外情,以及与公司员工关系所引发的利益冲突问题,也仍然需要独立处理。
为什么我认为黄仁勋仍然存在回归的可能?因为这几天,马斯克和SemiAnalysis创始人迪伦帕特尔连续披露了一些英伟达内部合作的重要细节,让我们看到黄仁勋对这家公司的价值,可能超出了一般人对首席执行官的理解。马斯克说,黄仁勋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表现得非常出色,英伟达许多重要的商业安排,并不完全依赖正式的书面合同,而是在供应商与黄仁勋建立的马斯克还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如果黄仁勋答应向他交付某些算力,或者帮助加速零部件供应,那么黄仁勋就一定会兑现承诺,正式采购订单甚至可以稍后再处理。其次,在很多时候,黄仁勋的一句话,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商业信用。迪伦Patel补充了另一个细节。黄仁勋能够提前判断未来AI产业需要大量产能,然后致电供应商谈判。有些供应商规模并不大,年营业额可能只有几亿美元,但他们生产的某个关键零部件,却可能整个AI服务器都不能按时交付。
黄仁勋会请这些企业提前扩大生产,并为英伟达保留产能。现在他离开了,谷歌等竞争对手正在积极争取这些供应商的资源。帕特尔担心,如果英伟达无法继续维持原来的供应链优势,那么竞争对手可能会更快地追赶上来。更重要的是,黄仁勋不仅能够协调供应商,还能够解决英伟达内部的组织。帕特尔前面讲了一个例子,有时他们希望英伟达修改一个开源软件的错误,按照正常流程与不同团队沟通,事迟迟无法推进,最后居然需要直接写信给黄仁勋本人,问题才得到解决。马斯克也曾表示,遇到关键问题时,他直接找黄仁勋协调。这样的管理方式当然有问题,因为这说明公司过度依赖一个人的权威,但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黄仁勋能够让英伟达保持如此的执行速度。
这几天还有消息称,英伟达资深工程师已通过一些股票上涨实现了财务可靠自由,他们继续留在公司的原因,绝大多数是认可黄仁勋的领导。现在黄仁勋离开,其他AI企业可能趁机挖角。当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英伟达已经出现大规模核心人才流失的风险,但这种值得关注。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几千万美元资产的工程师来说,更高的薪水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可能更关心自己是否仍然参与一项改变世界的事业,以及是否信任建立这项事业的人。
说到这里,我们再看马斯克对英伟达董事会的批评,就很震动了。马斯克看到董事会成员的履历后,曾经发出一个捂脸表情,并质疑这些人是否适合决定这个家曾经位居全球市值之上的公司的命运。为什么?因为英伟达董事会里,曾经担任过Taco贝尔国际业务总裁的人,也有曾经担任过百事可乐的北美业务CEO的人,还有来自金融、投资和大型企业管理领域的董事。当然,这些人不是没有能力。董事会的职责本来就不是高级设计决定GPU,而是校长监督、控制风险和维护股东利益。如果董事会让一位对公司技术、人才和供应链有如此重要影响力的创始人离开,那么它也必须有能力处理接下来的风险。
这里最有戏剧性的,就是曾经在百事可乐担任高管的董事。因为这让我想起了苹果公司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1983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希望邀请百事可乐总裁约翰·斯卡利加盟苹果,出任首席执行官。此时斯卡利已经拥有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不会轻易离开百事可乐。乔布斯于是对他说了一句后来的古代极广的话:你想一辈子卖糖水,还是想一起改变世界?这句话深深决定打动了斯卡利,他最终加盟苹果。
但是,历史接下来的发展非常讽刺。仅仅两年之后,乔布斯与斯卡利之间就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1985年,苹果麦金塔电脑的销售表现没有达到预期,乔布斯与斯卡利在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上产生严重关闭。最后,董事会选择支持斯卡利,乔布斯失去了实际经营权,并在去年离开了自己的专辑苹果公司。严格地说,斯卡利并没有直接把乔布斯开除,而是董事会支持了斯卡利的管理安排,最终导致乔布斯离开。
他回到没有百事可乐继续卖糖水,而是在苹果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1993年。据调查,斯卡利在苹果任职期间,公司营业收入曾经大幅增长,因此不能说他完全没有经营能力。直到,苹果后来在产品战略和市场竞争方面遇到了严重问题,斯卡利最终也失去了CEO职位。1997年,乔布斯创立苹果,并最终推出改变iMac、iPod、iPhone等整个科技产业的产品。换言之,当年被边缘化的创始人,又成为挽救苹果的重要人物。
当然,苹果历史上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2011年,乔布斯去世后,蒂姆·库克成功接班,苹果依然不断发展壮大。所以,企业永远不是创始人。关键的主张,创始人的离开究竟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正常接班,还是在一场突发的危机中发生的权力更替。此前可以实现平稳过渡,晚上则可能造成巨大的组织震荡。贝森特用库克接替乔布斯的例子说明英伟达能够继续发展,这当然有道理。但如果从创始人与董事会发生冲突的角度看,1985年乔布斯与斯卡利的故事,可能比2011年的正常接班更值得英伟达董事会。
我认为,未来几个月,英伟达可能面临三个场次考验。第一个场是法律和国家安全调查,黄乐、Megaspeed以及相关芯片交易究竟同时存在什么问题;第二个场是华盛顿的斗争政策,美国国会是否会通过更严格的芯片出口和境外算力租用;第三场则撕开英伟达内部的领导权问题,董事会能否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替代黄仁勋的人,或者最终需要考虑重新他的角色。
1985年,苹果董事会认为乔布斯可以被取代。十二年后,苹果又呼吁回来了。今天,英伟达董事会面临的,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一家伟大的科技公司,究竟能不能失去最重要的创始人之后,继续保持原来的创造力?而对黄仁勋来说,真正决定他能否东山再起的,也许不仅仅是华盛顿的调查结果,更重要的是英伟达在失去他之后,到底会表现得多么出色,或者多么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