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梅州人林锐萍因受政治株连而长期被中共警方骚扰、恐吓与威胁,原本安静的生活完全被打破。图为多年前风华正茂时的林锐萍。(照片由本人提供)
“以前的我生活非常简单,只想着踏踏实实做我的会计工作,照顾好家庭和孩子。我曾经以为只要自己遵纪守法,政治就离我很远。”45岁的广东梅州人林锐萍从未想过有一天她会被迫逃离中国。
林锐萍的哥哥是中共的“政治犯”,只因为她同情并支持哥哥,因此遭到中共政权的骚扰、恐吓、威胁长达八年多,还被失业,最后面临自己也会被抓去坐牢的危险。
受株连被骚扰恐吓 开始怀疑中共体制
“2018年2月我哥在服刑期间,国保第一次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我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完全想不通为什么国保会找我。当国保告诉我我哥的罪名并警告‘作为家人要劝劝你哥,要不然会影响你们家庭’时,我感到无比害怕与忐忑。”目前人在荷兰的林锐萍回忆说。
“到了2019年1月,国保再次找我谈话说我哥思想极端、会被重判,再次用‘影响一家人’来威胁时,我忍不住、止不住地流泪。一个普通老百姓仅仅因为网上言论就要被一再重判。那一刻,我对这个国家体制和警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与恐惧。”
林锐萍的哥哥林生亮,早年在深圳宝安区创业电子城做批发生意,人生与事业都是春风得意,不过他为人侠义,开始参与维权运动。
2017年5月,林生亮因为用彩笔在共享单车上书写民主标语而被抓,之后他第一次被中共政权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年零2个月,
2018年7月27日获释后,林生亮立即将他在狱中遭受的种种酷刑曝光到网络上,并倡议建立“中共恶人榜”。不到一个月,他再次被抓入狱,后又被以同样罪名判刑2年。
2021年2月,林生亮在朋友圈上转发支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水印,之后再次被抓。这次他以绝食抗争,15天后被放回家。
林锐萍表示,因为她哥哥的这一系列事件,她“承受了长达8年无休止的政治株连”。除了前面提到的两次以“影响家庭”为由的威胁以外,还有更多次的骚扰与恐吓,下面再举几例:
2019年12月,因林锐萍给在狱中的哥哥写了一封介绍家况的信,国保多次找她“诫勉谈话”。
2021年2月,因她给哥哥在朋友圈调侃春晚的帖子点赞,她被带到深圳宝安区上川派出所审问。
2021年10月27日,林锐萍“被失业”。国保找到她当时工作的公司,对公司老板施压,老板因害怕遭到报复,在那天解雇了她。自那以后,林锐萍不敢再找全职财务工作,只能靠打两份兼职维生。
2022年3月,新冠病毒疫情封控期间,林锐萍转发了她哥哥发给她的关于深圳一个城中村警民冲突视频,第二天就有两个警察直接到她家里找她,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家里上网课,都被吓得瑟瑟发抖,小儿子更是被吓得大哭不止。随后她还被带到宝安区镇南派出所,被逼迫写“保证书”。
“这种长期的监控、骚扰和失业,彻底扰乱了我的生活,也给我的两个儿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让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害怕警察的恐慌中。”林锐萍伤心地说。

为护手足情和做人底线 尽全力支持哥哥
尽管长期受到中共警方骚扰,但是林锐萍一直坚持尽全力支持哥哥林生亮,那么她是怎么样想的呢?
“一方面是骨肉至亲,血浓于水,另外我内心是很认可我哥的,我哥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在坚持自己的言论自由与信念,却遭受了两次牢狱之灾。在强权面前,亲情是我做人的底线”,林锐萍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连作为妹妹的我为了自保都选择冷漠、背叛或远离他,那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他该有多孤立无援?我选择用我能做到的方式支持我哥。”
2021年夏天,在两次坐牢、一次拘留和多次“被失踪”后,林生亮带着大女儿逃离了中国,他们最后在荷兰落脚。林生亮在申请政治庇护的同时,也开始在海外推动并负责收集中共官员“恶人榜”,以及参与关注中国各地政治犯的“一人一推”行动。

林生亮的妻子及他们的小女儿、小儿子留在中国,也遭到株连。
2023年7月25日,林锐萍带着哥哥的小女儿、当时年仅12岁的小筠去香港,但是她们先后在深圳湾口岸和蛇口港口岸被拦截。
“第一次在深圳湾口岸自助通道,侄女的通行证一刷就警报大作,4个警察冲上来把孩子吓得脸都白了。我要求陪同被严词拒绝,侄女被单独关进小黑屋盘问了2个小时才出来。”
“第二次我们改从蛇口码头搭渡轮去香港机场。刚递交证件,工作人员就打电话叫来几个警察,把我们带进冷气极低的小黑屋。女警对我们搜身,搜走所有电子产品,翻遍行李箱。当我和侄女说太冷了时,警察竟对我们大声吼叫:‘不准说话!’”林锐萍愤愤地回忆说,“最后,警察告知:‘上面领导指示,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限制这个12岁的小孩出境!’—— 一个12岁的孩子竟被冠上‘危安罪名’被禁止出境?!侄女当时就吓得痛哭很久。”
林锐萍痛心地表示,“中共的株连体制极为残忍,连未成年人都不放过。为了防止政治犯家属逃离或在海外发声,他们甚至把控制手段延伸到了孩子身上。”
“到了2026年1月底,我去出入境大厅办理时,工作人员告知我侄女的护照已经在2023年8月被注销了。当我询问窗口工作人员原因时,工作人员严肃地说:‘这个你们应该很清楚,就是你们的亲人接受过公安机关调查,所以被限制了。’”
在确切得知侄女的护照“被注销封死”后,2026年2月过年期间,林锐萍冒险把侄女送到云南,然后在其他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下,小筠得以逃出中国,最后辗转到荷兰与父亲团聚。

认识到中共邪恶无底线 被迫逃离中国
林锐萍继续回忆说,2026年2月过完年开学后,“学校发现侄女没来,老师联络我哥询问原因,后面司法局也打电话给我母亲询问我哥的新联络方式。国保迅速在外围打探我哥和我。”
“2026年4月6日,国保打电话将我叫到派出所进行严厉审讯,国保反复审问我:‘是不是你送侄女偷渡出境的?’我坚持不承认。”
“他们说协助偷越国境是严重犯罪,即便找不到直接证据,只要有两人指证就能把我抓捕。我意识到警方已经在背后对我进行刑事调查,我担心随时会把我抓走。为了自身和儿子的安全,我别无选择了”,林锐萍在今年7月带着小儿子被迫逃离了中国。
经过一路的艰险,“最后完全凭着意志力才死里逃生”,林锐萍母子终于在8月抵达荷兰,与哥哥会合了。
见到哥哥林生亮后,林锐萍也终于有机会把压在她心里的一桩沉重的痛苦往事说了出来。那是在2021年2月,林生亮第三次被抓后,林锐萍也被带到派出所审问。
“国保逼问我点赞的事,并要我签署一份依照他们口径写的笔录。我一开始坚决不签,要求见我哥。我嫂子也在隔壁房间被国保问话,后来,我嫂子告诉我:‘国保说了,只要我们签字,一两个小时内就会放人。’我当时太希望我哥能早点出来免受严刑拷问,我选择了相信国保,在笔录上签了字。”
“然而我们等来的不是放人,而是我哥被行政拘留15天!后来我才知道,我哥在里面全程保持零口供,手机也早已被销毁,国保本没有任何证据拘留他,完全是因为我和嫂子的签字才让我哥又被关了15天。”
林锐萍感到这件事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内疚与痛苦中”,“从那一刻起,我对国保卑鄙欺诈的手段感到了极度的愤怒与绝望,我彻底看清了他们没有任何底线!”

一家人被中共株连击垮 生存权都被剥夺
林锐萍带着小儿子逃离后,她的丈夫和大儿子还在中国,并受到国保的暗中监控和检查。
“2026年8月28日,我老公接到了国保的电话问他我目前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并问我的联络方式。我老公对国保说他不清楚。现在我年迈的母亲和国内的亲人依然生活在巨大的心理阴影和威胁之中,时刻为我们在海外的安全提心吊胆。”
林锐萍伤心地表示,他们一大家人都被中共的株连政策击垮了,“我们这个家,是从我哥第一次被抓开始一点点垮掉的,到了我哥第二次被抓,整个家就彻底‘天崩地裂’了。”
2017年林生亮第一次被迫害时,“我们全家人一下子就蒙了,家里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压抑、糟糕。那时候国保又来骚扰、威胁我们全家。”
林锐萍的小妹“每天都在恐惧和痛苦里煎熬”,感到“太窒息、太没有安全感了”,并萌生了出家的念头。
“我妈每天都不知所措、以泪洗面。国保上门一威胁、一恐吓,我妈整个人吓得魂都没了,天天提心吊胆,生怕我哥在里面受苦、被打。紧接着我妹妹又心灰意冷选择了出家,我妈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痛得喘不过气来。在这么大的惊恐和悲痛下,我妈的半边脸当时就出现了中风的迹象。”
林生亮第二次被判刑两年时,“我们家的状况真可以用‘天崩地裂’来形容。全家人每天都活在极度的焦虑、担忧、惊恐之中,压力大到家里人控制不住地互相争吵、崩溃。更让人寒心的是,家里的亲戚朋友看到我们家一再出事、天天被国保盯着,都怕惹祸上身,开始一个个疏远、隔离我们家。那种孤立无援、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真的把人逼到了绝境。”
小妹“彻底对这个世道绝望了”,决绝地削发出家了,她想“逃开这种无休止的政治恐惧和折磨”。林锐萍表示,哥哥林生亮特别对相貌美丽的小妹最后出家的结局感到“非常内疚”。
“我妈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儿子刚出来又被重判、女儿绝望削发出家、亲戚朋友全躲着我们、国保又经常上门骚扰和威胁——我妈的身体彻底扛不住了,当时就中风了,半边脸、嘴角都歪斜了!”

林锐萍想对国际上所有关注人权与自由的人说:“在中国,株连、连坐制度是极为残忍且真实存在的。只要家庭里有人批评政府,整个家庭的生存权、工作权都会被剥夺,连12岁的小孩都会被冠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限制自由。”
现在,林锐萍希望她和孩子能够获得荷兰政府的政治庇护,她说:“今后,我只想在一个没有恐惧、没有监控的自由法治国家里,安静平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