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被揭发有有逾千名八至十六岁的少年儿童，饱受非人的摧残，在暗无天日的砖窰、煤矿，做着远超他们负荷的工作。事件曝光后，中国高层一如既往的“震怒”及做出“重要批示”， 然后地方政府恪守本份，做出“正常”反应，采取专项行动打击黑窰问题，拘捕黑窰主，救出部分民工。但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吗？而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正常”的处理程序理应可以平息事件，然后继续歌舞升平，社会和谐，齐步迈向小康，没多久又发生同类事件。
《亚洲时报》分析文章说，自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发生过无数引起中央领导关注、震怒、下令撤查的事件：2002年广西南丹矿难，县委书记协助矿主瞒报死亡人数；2003年重庆开县井喷，233人死亡；2004年，毒奶粉祸延全国，至少有十三名婴儿死亡；2005年，黑龙江沙兰镇小学被山洪冲毁，逾百名小学生死亡，而当年底的吉林化工厂大爆炸，更造成松花江生态灾难；2006年，多宗假药事件引至二十多人死亡。
这些事故、意外、灾难发生后，中央领导人都无一例外的做出“重要批示”，然后地方当局推出专项打击或检查行动，扣查相关责任人，有官员引咎辞职。总之，一切似乎已有固定的处理模式。但这种“正常”程序不仅没有治本，反而令同样问题不断发生，还会令中共的管治危机愈陷愈深。
当中国高层第一次震怒的时候，外界会给予掌声和欢呼声；当他们很快又要震怒、批示之后，我们开始有一点怀疑；当他们接二连三的震怒、下令撤查的时候，我们很快便麻木”，我们对这种“正常”程序，再不能抱任何希望，到了今次惨无人道的山西童奴事件，对这种制度更加彻底绝望。我们必须诘问，是什么导致中国高层不断的震怒？这是体制问题，缺乏公众监督、缺乏权力制约下，官商勾结愈来愈严重，那些官员已到了视老百姓生命如草芥的地步。
那些窰主、监工就根本不把买回来的童奴当人看，甚至连猪狗都不如，三餐不饱，动辄遭到虐打，不少人被打至残废，奄奄一息者则被活埋。这不是一、两个黑心窰主心理变态的行为，而是普遍现象。没有地方政府的撑腰，谅他们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收买人命，犯下如此多谋杀、伤人、禁锢、虐待等严重罪行，而且受害人是儿童！但是，当中国高层下令地方政府解救失踪的逾名千儿童时，事件变成政治问题，而在政治压力下，一旦在他们的砖窰发现童工，那些黑窰主固然要负上刑责而被超严厉的征罚，他们背后的“保护伞”也在逃劫难逃，要负上政治责任。
为了避开这个风尖浪口，那些地方干部和黑窰主有很大的诱因去掩盖事实，就像当年广西南丹的地方干部协助矿主隐瞒死亡矿工人数那样。因此，现在是童奴们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很可能被立即杀害，然后毁尸灭迹；又或者被带往深山野岭，任由他们自生自灭；还有一点人性的就把他们带离山西，到邻近省份“放生”。因此，省级公安必须在中央政府监督下加速行动，尽快救人，绝不可依赖县级的腐败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