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汪先生的公开信的影响超乎寻常，除去网上的热评之外，当他的公开信出来后，又一位安徽人士，即郑存柱先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向中共高层开了“第二炮”。而且，郑先生毫不掩饰自己曾经是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且是被中共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他不仅像汪先生一样，要求当局为“六四”平反，为残酷镇压法轮功道歉、恢复名誉，而且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条文，允许中国民主党以一个合法的在野党公开活动。应该说提出这些公开要求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总览两位先生的公开信，可知他们以自己的良知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将积存于心的良久思考与政治改革的主张公布出来，那初衷无非是为了中国的未来以及百姓的福祗。而在现实的中国，在中共十七大刚刚闭幕的当儿能够公开这样的信函，的确需要惊人的勇气与胆识。因为人们都知道，此前类似于这种内容的信件，即使不公开发表，其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有多少异议人士仅仅因为发表了同样的主张，或者只是撰写了几篇文字而被扣上“颠覆国家”的罪名而被拘捕、被投入大牢！因此，汪先生可谓在这个非常时期毅然高举起一面旗帜，其后续的效应与影响令人关注。
作为一名祖籍安徽人的后裔，笔者深知安徽人的豪爽与正直。历史上陈胜、吴广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揭竿起义、包青天的大义凛然、胡适的大家风范、徽派商贾的儒雅、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以血书形式拒绝“人民公社”的悲壮，等等，无不为安徽人树起了榜样。而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也是安徽人，可最后却成了中共内斗的牺牲品。十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共九名常委中安徽人竟然占了三分之一――胡锦涛、吴邦国与李克强均进入中共、当然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行列。你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安徽人才辈出。但往昔的安徽人与现今的安徽人，尤其是那些现今的掌权者，他们之间竟有天壤之别了。看看今日的安徽，在中共统治几十年之后，那一片土地到底成了什么模样？郑存柱先生的信中列出了诸多事实，而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更可见一斑了：
•安徽官场贪污腐败横行，三个省级高官成了巨贪，一个被枪决、一个被判无期，一个尚在等待判决，更多的地县级官员都成了大贪、中贪、小贪。在安徽政坛，完全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组织部长卖官、市委书记以在中央党校所学的NBA知识管理一帮情妇、副省长和小舅子市委书记共用情妇、地区法院院长成了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共用情妇而借机升任省级厅长。买官卖官早已不是“潜规则”而成了“显规则”；官商勾结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记得一次老同学聚会，其中一位乃一个县的局级官员，他说该县有一百多名官员“出了问题”，我随即问他：“你到底贪了没有？”因为是老同学，当然也就无所顾忌，他说：“我只是小贪而已，还到不了双规的标准。”也就是说，他贪了，但“没出问题”！可见贪腐之风何其猛！另一次出差途中，一位外省籍人说，他去过大部分省市，感到安徽省的腐败最为严重！
•一本《中国农村调查》揭开了安徽农村与农民的悲惨境况，但那本书却被中宣部列为禁书。
•横跨全省的淮河成了极度被污染的河流，沿河癌症村见证了安徽农村的悲苦。就此而言，现在的农村又比中国哪个朝代的农村好。
正是这些令人不忍目睹的惨状以及忧愤于中国的前途，汪先生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抨击官场的腐败，对中国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经济现状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剖析，站在一个有良知的公民的立场上大声呐喊，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只有灭亡！他以一首激昂的诗作结束了那封公开信：
“――――
真理、正义把一切暴力摧垮！
专制集权的所有构件，
如多米诺骨牌
哗啦，哗啦……
让我们用智慧和开阔的胸怀，
建设自由民主的大厦，
我们交给儿孙们的中国。
光明，伟大！”
安徽出了个汪兆钧，又出了个郑存柱，这是安徽人民的骄傲。汪先生的建言能否为安徽带来曙光，为中国带来曙光？人们正拭目以待。也许胡温看到这封公开信怒发冲冠，但他已不可能像邓小平命令全副武装的军人开进天安门广场以枪炮、坦克屠城，他也不可能像江泽民那样对法轮功进行镇压，中国的社会已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社会，你要镇压吗？也许会导致揭竿而起。也可能胡温看到公开信后骑虎难下，因为十七大的权争刚刚告一段落，而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尚未结束，稍有不慎可能导致灾难。但不管怎样，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仍然想靠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想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想继续剥夺、扼杀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那是再也行不通的了。
总之，胡温以及中共高层如何对待汪兆钧的公开信？这是个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安徽出了个汪兆钧已经把中国暗藏的不稳定局势明朗化了，如果能够顺应民意切切实实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朝着宪政民主的方向迈出步伐，那么，也就会朝着社会稳定的方向迈出步伐。不然的话，那后果也是已经显现的，且已有前车之鉴了。
--------------------------
原载《议报》第3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