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自己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的感受，追溯了一些作品酝酿成文的经过以及与文坛友人的交往。
风风雨雨的一九八七年我收到过天才地（乡土）才兼人才鬼才的同行贾平凹兄的一封信，这是他给我的不多的信里的一封，他夸奖我说:“你不仅得了道，简直还得了‘通’……”
虽说是好话，回想起来或有美滋滋的一面，但他还是说早了，他没有看到我兹前兹后尴尬狼狈的许多故事。我的面子永远是快乐的光明的通达的与无限开阔的。里子就不好说，个中甘苦，谁人与知?
越是升官越是感到自己的官小，这是第一个感想。当官方知己太小，掌权方知权有限。有一位兄长，刚升了官，一见到我就说“咱们人微言轻啊”，我当时听着挺扎耳朵，转眼自己就体会到了，他说的是实话。对于中央来说，你的事不是什么太大的事，你的话分量相当有限。有一个“怪话”，就是说文学文艺云云只有在需要整顿的时候才可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人民文学》杂志，也是只有在一九八七年，由于刘心武担任主编时发表了一篇名叫《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有问题的作品，刘被停职，《人民文学》杂志云云居然上了各大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甚至连副主编周明的名字也上了标题。这样的盛举肯定是此生难再了。而且，为了与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同时发布，延迟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到了全套节目播完后，宣布将有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其规格登峰造极。
第二，你升官的结果是接触到了更多更大的官，更高更管事更权威也更掌握资讯的机构部门。
第三，部门也罢，组织也罢，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它的运转，它的规则，它的人马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章法格局。
琢磨自己官小并不是急于“做大”，而是明白了谦虚谨慎的必要，请示报告的必要，遵守规则纪律的必要，知道自己许多事做不成不能做的必要。
官有官的效率、方便和办事服务系统。如果讲公关，没有什么系统比官员系统更能运用一切公共关系，有办事、旅行、信息、医疗、研究、协调……的便利！没有这些便利与具有这些便利，是如何地不同！
官当然也有官的麻烦，许多会你必须参加。有时连续多少天会，我开始怀疑我的神经的坚持能力。许多事你必须表态和负责。许多话你必须说。你常常被妒被告被“参”乃至被诬，你会成为某些对立面的眼中钉。你必须把个人的自我的因素减少再减少，把螺丝钉、零件与部件的因素增加再增加。所有的个人因素，累了，不快，别扭，兴奋了或者没有在意，对于旁人是完全自然的与无可指责的，对于官员却是无用的藉口，是不可原谅的失误……
我曾经企图在任职期内做一两件影响全局的事，有些虽然开了头，但不算成功。一个是一九八八年开了全国的有主管文化工作的副省（市）长或副书记参加的文化工作会议。制定了艺术演出团体改革的文件，基本上明确了分类改革的方针，即分别哪些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哪些是推向市场的。这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一次我在广东，忽听得说是报上登了，说是我们的艺术局长说了某些文艺团体只能“生死由之”（后该局长声明并无此话），一句话，轩然大波。还有一个青年艺术剧院，设立了艺术总监一职，事后受到严厉批评，说是艺术总监的称谓来自香港。这也使我不服，我说岂止艺术总监，国务院、总理、部长、书记、专员、董事长、经理等称谓哪个不是来自外国，如果要求绝对民族化，我们应改称宰相、尚书、府台、道台、掌柜的……
中央实验话剧院选拔新的团长，采取了“招标”方式，至今颇受争议，我还有待进一步认识。
另一件事，是我一直希望建立国家文艺评奖与荣誉称号体系。我开了多次会，部里制定了一套方案，未克落实，搁置下来了。
有一位学富五车的教授，我说的是金克木先生，他在一次小会上讲到（旧）中国的特色，他说那就是“官场无政治，文场无文学，情场无爱情，商场无平等竞争”。这话说得有点深不可测，我其后也没有得到机会进一步请教。商场不必多讲。文场就是如今所说的文坛，文场无文学，一针见血。变成了名利场、商场、官场、公关活动场、明枪暗箭发射场，还能有什么文学?而情场变成贩卖、炫耀、比试与发泄风流的杂技场，当然也就没有了真情。
我的有限见闻体会到的倒是有“文场多政治，官场多文学”之虞。那些年的文人谁不是政治神经绷得比弓弦还紧？
一到文化部，我的新角色仍然是有魅力的。国内国外，更多的人在注意我。日本的报纸说，俄国的农业部长，法国的内政部长，美国的国防部长与中国的文化部长，都是最难当的。我有了秘书有了专车有各个有关部门有精明能干的干部们执行我所解释和贯彻的上级的意图。我对于天下大事的一己之见，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挥解释，只要不背离大杠杠，就可以起作用。我的某些话已经被传达被讨论，已经有人在重复我的话。有些我看不惯的现象，例如本部门与所属司局所属单位，开一些无新意无针对性的会议，完全可以由我来阻止或者推迟。我读到许多文件，使我大开眼界，能够更宏观地理解与思考许多事情，例如邓小平同志与希腊时任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先生（同时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谈话，就大大推进了我对于改革开放的热情与认识。我衷心地相信，新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与来之不易的最好的发展时期，反正个人还想不起此前有过更好的时期。而我，至少在文化部范围内感到了被信任被依靠的滋味。说话算话的感觉真好。你还从来没有这样地相信自身的确实存在。被周围的人所期待的感觉真好。不断地思考，计划，商议，听取，决定，实行，分析，讲解，辩论，扯满智力的风帆的感觉真好。受到优待受到礼让与照顾的感觉也不错。不论出席什么演出晚会，都是先进贵宾室，后坐全场最佳座位。新皇冠车的音响真好。工资条的排号是0001也有令人一笑开颜的感觉。到处受到欢迎和（哪怕是）讨好的感觉真好。
张贤亮爱说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是“三中全会路线的既得利益受益者”，他说得确实粗鄙，但又绝对不是无稽之谈。
同时，一九八六年上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待遇。我甚至觉得一个作家写着写着小说当起部长来了，令人惭愧，无颜见笔墨同行。
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我再多干几年，也许我也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了。这正是我最怕最怕的。实话明说，部长是可以做出瘾来的。
这样的想法令我感到恐怖。我会变成另一个王蒙吗?有一位与我相熟的汉学家，我说的是德国的顾彬，他早在我任职以前就问过我:“听说你要出任什么什么，你觉得你是政治家吗?”我知道他说的“政治家”是英语中的politician，一般译作“政客”的，而在中文里，政客绝对不是一个好名词。我当时甚至觉得尴尬。我第一次作陪同团长在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的时候，碰到一位知识界的熟人，我感到不安，面色不好，举止僵硬。所有的看到了电视新闻的有关报道的亲友都说我的样子别别扭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