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松先生您好！3个多月前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90年校庆将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此事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12月22日，文革罹难者卞仲耘先生之夫王晶垚先生发表公开信抗议。《》网站也就此做了"文革波澜"的专辑，您是最年青的文革研究者之一，《》很想请您给读者谈谈您的看法。
80后成长起来的文革研究者
《》：您从事文革方面的研究多久了？起初是什么促使您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
答：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是1979年出生的，是后“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以这注定了我对于“文革”的关注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另外，我本人并不是历史专业出身的人，对于“文革”，还是基于对历史的兴趣以及良知、道义上的同情，算是“业余”人士。对于真正的“文革”研究学者来说，我只能算是一个“关注”者，和道义上的支持者、“历史的义工”那类人。
最初对“文革”感兴趣，大概是1993年，当时是“毛泽东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当时的高调“颂圣”活动反而让我将注意力转向对“文革”的了解与关注。1993年，我14岁，算是“大孩子”，这样的年龄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部的历史感悟与精神体味，完全是出于一种“猎奇”，第一次到北京的旧货市场，被市场上琳琅满目、千奇百怪的“文革”遗物所吸引，随着这些资料的收集，我慢慢深入了解，并且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收集。渐渐地，小有收获，并开始着手整理并将“文革”资料上传到网上，与大家分享。
《》：从事文革研究过程中，您有没有受到过来自外界的压力和人为障碍？
答：在研究、关注过程中，我始终有一种“孤独感”萦绕心中。这种“孤独感”并不是简单的“兴趣”倾向的问题，不是那种“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情况。我所说的“孤独感”，是那种在精神层面的“不被认可”感，进一步说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研究“文革”有什么意义。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顺应了某种旧有的思维模式将我这种行为定义为“偏激”，其实武断地给别人下定义，就是“偏激”的表现，这也恰恰是长期受“文革”遗毒影响民众的结果。
其实被人理解与否，现在还不是我最需要的东西，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政治环境能够宽松一些，允许民间独立关注、研究“文革”，公开地进行纪念活动，就像纪念“南京大屠杀”一样，能够享受“国民待遇”。
可以先不理解我，但要包容我。
我也被国家安全局盯上过，间接找到我的单位，了解情况。其实，在现在这样的“后极权时代”，已经习以为常了。
越是让民众遗忘，就越说明“记住”的意义有多大！
不是无知是恐惧
《》：您对宋彬彬“复出”有过关注吗？透过此事可看到大陆官方对文革反思的无知与恐惧？
答：我对于此事一直在关注。所谓“无知”，我看并不确切。共产党政权内部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多年来搞研究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意识到研究“文革”的价值，我指的是那种脱离险隘的意识形态的的价值，他们当中也有人意识到了研究“文革”能够对人类发展史有贡献作用。将“文革”以及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历史，作为整个人类灾难史的一部分，这样的精神高度，我看他们是清楚的。但共产党政权内部有一部份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恰恰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或者对政治利益及其延展利益的现实考量，才会阻止和回避对“文革”的研究。所以，对于共产党执政集团的这种“文革恐惧症”，我认识是恰如其分的。总之，恐惧是险隘基础上的意识倾向，而“无知”是不成立的。
《》：可以看到大陆官方仍是规避文革得，并严防媒体谈论、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代代的人们在意识形态的驯化里终究剔除不净身上的毒素。1949年后的一切似乎都笼罩在雾里，您研究文革史料，挖掘真相时，从中体味到了什么？
答：多年来关注“文革”历史，反思的过程中，经常有一种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性错觉。许多现实的环境、发生的事情，与40年前的一些事情很类似，或者说有“远亲”的意味。比如现在“文字狱”仍然时有发生：“不许乱说乱动”变成了网络上的“敏感字过滤”；新闻媒体一边倒式的报道方式与4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一些官方机构想当然地成为“人民”的代理裁判，代替民众去思考。
另外，在挖掘真相的时候，由于官方不开放资料，民间搜集，很不全面，所以许多线索处于中断状态。这是很苦恼的。
《》：扭曲历史，掩藏真相的政权是没有生命力的。揭开历史的真相是民众走出迷雾的必经之途，1966年惨绝人寰的文革爆发伊始至今，41年过去了，罪恶终会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您认为"回避真相"对一个个体、民族、国家有何影响？
答：许多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越是回避，越是无法实现“自我完善”。这道理很浅显。一个民族更是如此，一个不能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缺陷的事实，首先要承认缺陷，才能“医治”缺陷。讳疾忌医，只能让民族的肌体“病入膏肓”。不能因为短期的个人因素，或者某个党派的利益，而耽误了整个民族的进步，这样的政党会背上沉重的负债，也会让民族前进的脚步变得沉重而缓慢。
“文革”卷土重来不是危言耸听
《》："宋要武们"的不忏悔，或以罪为荣的心理，跟大陆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关系很大吧？
答：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回答，不知是否妥当：试想一下，如果在德国某个学校，某个“知名校友”的照片也登上纪念册，但里面的照片是该校友给希特勒献花，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但当代的德国绝不会出这样的“大不韪”。因为德国政府以及民众真正发自内心地深入了解纳粹真相！给希特勒献花，就是给纳粹法西斯献花，就是给刽子手、血腥的党卫军献花，这种行为的丑恶在德国民众中是“心知肚明”的。正是由于德国从上到下对纳粹罪行彻底忏悔，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形象。而我们国家呢？从上到下，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关注”“文革”，除了掩盖真相，还长期阻碍民间的研究与关注，更遑论“反思”与“忏悔”了！所以“宋要武们”今天的“表演”，并不让人感到太意外。
其实，歪曲历史之外，更可怕的是淡化“文革”的血腥，强化“文革”中的所谓“浪漫”与“激情”，比如现在出现的一些“文革”主题餐厅，甚至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不但以罪为荣，还以罪为舞、为乐！所以“文革”卷土重来，并不是危言耸听的神话！
宋彬彬“复出”是多重祸患的彰显
《》：70年代末，大陆曾掀起拆除毛泽东像的热潮，很多机关单位的毛像都被清除了，人们也很高兴。可是时至今日，毛泽东依旧被官方供在神坛上，一些蒙昧的民众仍在对"毛神话"顶礼膜拜。文革余毒对后来者的戕害可能更大于当时的灾难。您怎么看？
答：现在普遍民众的思维中，还是以“毛”为荣。因为普通民众获取不到“真相”，媒体是官方垄断的。
癌症是可怕的，如果能清除癌症病变的肌体，但没有清除病灶，这就是隐患。只能高兴一时，难以根除，后患无穷。
还是拿“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事件为例，实际上这是多重的祸患的彰显！
宋彬彬受到过毛的接见，这在普通民众心里又强化了一次“毛”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只要与毛有过接触，就是一种终身的政治荣誉，就会终身受用不尽，这是个人崇拜的遗毒的继续，此其一；宋当年给毛带红袖标，成为“红卫兵”暴力升级的诱因之一，给毛带袖标的“红卫兵”，公然出现在正规的校友纪念册中，就算不属于主观恶意，也在客观上起着极为恶劣的影响。当年受到“红卫兵”风潮伤害的受难者，今日再一次被伤害——“杀人放火金腰带”的古训现实得令人胆寒！此其二；淡化了“文革”的血腥，掩盖了真相，转移了年轻人的视线，继续进行“遗忘”教育，此其三；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渲染了“文革”的“荣誉感，回避了羞耻心，混淆了是非荣耻，此其四。
我想，灾难本身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灾难的重复发生。
“宋要武们”的现象，也在侧面反映出，官方在“文革”反思方面的“不作为”甚或“反作为”。
每个人都可以做历史义工
《》：您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事实上清算文革就是清算毛泽东，目前的形势看大陆官方是不可能正视文革的，那么您还会在此方面做怎样的努力或尝试？
答：继续收集“文革”资料，继续撰文呼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拯救人类记忆”的工程中，协助王友琴老师或者我们彼此帮助，做“历史的义工”。
调子唱得再高，都不如实践，哪怕迈出一小步，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官方，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民间的努力，来收集、保存、整理文革资料。
其实，我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因为途径越来越多，虽然有所谓的网络屏蔽，有官方的媒体垄断，但我们都有办法解决了。历史属于全民族，不是属于某个个人更重政党的，谁都有权去了解真相，有义务去维护真相的传递。
同时，我也反对以“文革”的方式去对待“文革”历史，那样，我们永远也跳不出“文革”的怪圈，也无法“自我完善”。
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只能呼吁有识之士，有经济实力的人士更好，加入到拯救记忆工程的行列中。
从自身做起，每个人都可以做“义工”，这只是选择问题。
所谓“文革”博物馆，其实，首先应该建立在我们的心中，建立在我们的行动上，其实博物馆已经开始“动工”了，“竣工”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