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
1966年5月，文革狂飚席卷中国大地，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也不例外。
上海的一月夺权后，成立新的政权，毛泽东称之为“革命委员会”。接着有黑龙江、贵州、山东等省的造反派也夺了权，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曙光》；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以示庆贺支持，也表明了毛泽东支持成立新政权的决心。
在此种形势下，各地的许多领导干部，原来是压造反派的，现在则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了。在广西首先站出来承认错误并表态支持造反派是贺希明（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傅雨田（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谢王岗（原钦州地区组织部长）等党政领导干部。于1967年2月19日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广西造反派。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广西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广西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发表“四·一九”声明的大字报。4月22日，广西各群众组织大联合后，至此分为两大派：保守派广西“联指”（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下又分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联指”和柳州铁路局“钢联指”；造反派广西“四·二二”（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下又分为南宁广西“四·二二”，柳州、桂林、梧州“造反大军”及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广西师院学生造反派）。
“联指”是支持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其成员出身成分红，党团员多，各单位的保卫、组织、政工干部和中层干部大都参与，大多数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义上是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当权者以及广西军区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武装部的支持。
“四·二二”则是支伍（晋南）反韦（国清）的平民造反派，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产业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他们的成分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的不平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的造反精神。
文革之初，毛泽东利用造反派进行宫廷权利斗争，号召民众造反，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如批“资反线”，斗“走资派”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共产党早有怨气的平民造反派则趁机造反，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其具体表现为“踢开党委闹革命”，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造反派冲击学校、工厂、机关的人事、保卫和党委办公室，打砸保险柜。抢走“黑材料”的档案，在这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谋平反、争人权的文革反抗运动中，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原有的统治秩序。
如果说毛泽东等人利用群众作为他们党内的大清洗工具时颇带民主色彩的承诺，催发了造反派的产生和壮大，那么一旦完成大清洗重新掌权后，他们翻手为云的镇压造反民众，覆手为雨地重建法西斯官僚专政，使造反民众对毛的幻想迅速破灭，继而产生怀疑和觉醒。其间接的后果是广西造反派已意识到，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自己救自己。
文革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开局面。支持过广西“四·二二”。如广西造反派被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打得眼看招架不住时，1967年 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广西“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四·二二”才得以苟延残喘。但不久毛泽东在全国逐步掌握了权力，更因此时已觉醒的广西造反派，不断显示出其独立性，已不听毛的招呼有越轨失控的迹象。
其典型的例子是：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林等人，为了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铁路局538调度场，抢援越子弹八个车厢11888箱，共计1700万发。王反修、李振林还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战士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区革筹，广西军区立即电报中央。
同一天（21日）上午十点二十分，总参谋长黄永胜给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霍成忠（55军副军长）来电：“请欧、霍二人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给群众组织做工作，抢子弹要追回，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5月25日，欧致富、霍成忠命令驻柳州部队高炮七0师所属两个团、一四四师两个营的兵力，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企图一劳永逸地解除造反派的武装。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广西当局武装“联指”，打压造反派到动用部队对造反派实行武装包围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柳州民众的义愤。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十余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把枪弹暗送给‘联指’，屠杀‘四二二’！”“广西军区为何不收缴‘联指’抢走的枪弹？”、“‘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了。
（摘自《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第58页)
此举与“六·四”镇压时，北京市民上街堵军车声援绝食学生，同样可歌可泣！同样是有“人民参与”的正义之举！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在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下灰头土脸之际，柳州“造反大军”却绝地反击，打出一片新天地，一举将“联指”赶过柳江以北，占领柳州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根据地。
随着柳州“造反大军”司令白鉴平在1968年7月中旬由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青海、贵州等地造反派头头云集的所谓清华、“北航黑会” 上，介绍绝地反击的“柳州经验”，并且在会上酝酿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以便各地造反派及时交流互通信息，相互支持。
毛中央获知后极感震惊，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生怕广西、广东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因为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换言之，毛中央最惧怕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它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杀鸡儆猴，以示效尤。
1968年夏，中共中央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针对陕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讲话，以及标志造反派红卫兵走下历史舞台的毛泽东“七·二八”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出笼的。
韦国清罗织“反团”罪名镇压“四·二二”
广西造反派反韦国清，遂遭致韦和广西军区、广西“联指”的切齿仇恨。但是韦投鼠忌器，一直没有机会下手。，毛及中央文革对广西“四·二二”的日益疏远和抛弃，给了他们下手的机会却还没有名正言顺的屠杀借口。1968年春韦国清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阶级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
韦国清为了“名正言顺”地镇压广西“四·二二”，必须在政治上搞臭“四·二二”，从而为屠杀找到口实。其得意之作就是“反共救国团”一案的炮制。于 1968年5月开始在广西深挖“反共救国团”，祭起“阶级斗争”这个法宝，煽动民众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仇恨，再通过武装围剿消灭“四·二二”。
毛中央在1968年针对两广造反派的“七·二五”讲话中，以“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钦定了扣在两广造反派头上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韦国清则闻风而动调动军队伙同“联指”，以响应“七·三”布告为名，从7月至8月对广西造反派进行了血腥残酷地杀戮，导致广西 “四·二二”全军覆没。
广西造反派宁死不屈，于是在广西各地就上演了许多“围城”之战，一旦“破城”，任意屠杀，不但杀戮抵抗者，还残杀放下武器的俘虏，甚至屠杀伤员俘虏，对被俘的女红卫兵进行轮奸（相关资料另文披露）。真正的残酷是针对无辜。与此同时，还大规模屠杀无辜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亲属，说他们是造反派的后台和同伙。
广西大地，尸陈遍野，十余万民众，生灵涂炭。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阶级大屠杀”中，还广泛发生“联指”及共产党员惨无人道剖腹挖肝吃人肉的兽行。（另文专述）
广西造反派遭疯狂迫害、屠杀、围剿直至全军覆灭的过程，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和“联指”罗织子虚乌有的“反共救国团”的罪名为肇始，中央“七·二五”讲话对此罪名加以肯定，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武装围剿而告终。
为了推翻官方和传媒舆论强加给造反派的种种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为了还原文革历史真相，让我们掀开历史重重黑幕，从中共文革机密档案中，(1)一窥此旷古奇冤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台前幕后，让血的事实说话，相信善良的人们会明断是非曲直。
（二） “七·二五讲话”中央定性
所谓“七·二五”讲话，即《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时间是1968年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出席接见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谢富治（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黄永胜（总参谋长、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吴法宪（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温玉成（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被接见的是广西两派“联指”（保皇派，全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和广西“四·二二”（造反派，全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来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以及广西驻军的部分干部。
在长达五小时零十分会议上，中央首长的通篇讲话，充满了对广西“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其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
比如，讲话中说到南宁大火时，有这么一段不容分辩、帽子与棍子齐飞地训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话。
吴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他们放的。
总 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吴法宪：七月廿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二百多间房子，是不是你（曹东峰）指挥的。
黄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2）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亲历会场“四·二二”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3）
这个“七·二五”讲话当年被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会、革筹组或军管会、支左部队大量印发，作为所有群众组织及干部、群众的必读教材，影响极广。虽然这个讲话只是针对广西造反派的问题而作，但却成了对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起着非同寻常指导作用的“重要指示”。
曾几何时，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所倚仗的“铁拳头”、“铁扫帚”，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已经不再需要群众造反组织的1968年，这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造反派摆在了“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铁扫帚”变成了被扫除的历史垃圾。
“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
在这个讲话中，还提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广西‘四·二二’）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
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是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这个所谓的“反共救国团”案，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特大冤案。广东“旗派”和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头头被诬陷为“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下边因牵连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众难以计数，从而成为对立派及军方屠杀造反派的堂皇借口。
对广东“红旗”派的打击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
黄永胜说：“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
武传斌，文革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文革中任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八三一战斗队及广州红旗司令部、广东红旗派负责人。1967年1月领导了广东省夺权。2月下旬领导了红旗派冲击广州军区行动。是广东地区激进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据称当时广东有这样的传言：“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中大文革看武传斌”。
1968年2月22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任常委。6月初领导了对“东风派”中山大学“革委会”的进攻，两派大规模武斗持续至中旬，因“东风派”的“郊贫联”调动大批农民前来增援，中大红旗才撤除了对“革造会”的包围。
6月30日，武传斌率一百余人冲击广州铁路分局火车站，强行乘车赴京“告状”。到京后住于北京航空学院，于7月17日在清华大学，18日和19日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造反派会议，即所谓的“北航黑会”，参加者有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会议。
7月24日，即“七二五讲话”的前一天，武传斌离京返广州参加省革委常委会议。7月30日、31日，广州省革委会按照“七二五讲话”精神，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代与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林的关系问题、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问题、“反革命屠杀团”红警司问题等。8月4日《中大战报》、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卫二红”战斗团发表《反革命小臭虫武传斌罪行录》。8月7日至8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竟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丘学科等“旗派”头头交代错误、8月12日，广州红代会作出清除武传斌、林凡（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的决定。
由此可见，“七二五讲话”不仅是对广西造反派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广东的“红旗”派。此后，广东“红旗”派成了“过街老鼠”，由“响当当的造反派”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广东各地游街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押着示众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右“旗”……（4）
对广西造反派的终结
在此之前，广西革筹、广西军区以及广西“联指”已经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对“四·二二”造反派展开打击。而“七二五讲话”，则由中央书面肯定了对“四·二二”派这一“莫须有”的指控。
“七二五讲话”中央对广西造反派表态定性，对广西当权者韦国清所代表的军方和广西“联指”来说，无异于“尚方宝剑”在手，屠杀“四·二二”造反派更堂而皇之了。
事实证明，“七二五”接见是出“鸿门宴”。此前，中央、中央文革派飞机到广西，接两派（“联指”、“四·二二”）头头赴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 “七二五讲话”宣告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终结后，与会的“四·二二”众多代表被解放军武装软禁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习班。广西“四·二二”赴京控告团427 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监。1968年8月19日，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高院宣布对白鉴平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出狱，此是后话。（5）
与此同时，1968年7月底至8月上旬，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调动广西军区独立一、二师、警卫团、南宁军分区、警备区以及 6912。6966、6936等部队10多个连的兵力，以及广西“联指”武斗队和南宁周边九个县的“联指”武斗队，对南宁的广西“四·二二”实行大规模武装围剿，至8月8日，部队和“联指”攻下南宁解放路全部结束，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9840 人，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6）
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 荡然无存
事实证明，这是毛泽东“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牺牲造反派的战略布署，这可从“7.28”毛泽东召集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即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航红旗战斗队二司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三司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一司的谭厚兰——的谈话泄漏天机。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适用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造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有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华夏文摘》增刊的三三一期）
广西大地，血雨腥风。1968年6，7，8月，广西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以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反共救国团” 为名，实际上成批大规模屠杀不同观点的人和无辜百姓，并灭尸于江河，在广西境内的邕江、柳江、漓江、桂江、红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无数受难者的尸体，顺江而下，经西江流域的梧州、肇庆、广州，直达下游入海口的香港，连绵不断，触目惊心，广西文革大屠杀的红色恐怖，令港人震惊！1984年“处遗”工作中，官方对此概况道：“杀人之多，全国之冠；杀戮之惨，历史罕见”。（7）
（三）“联指”罗织“反团”罪名打击“四·二二”
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分为两个阶段，1968年5月17日为标志，在此之前为第一阶段，是广西各地“联指”深挖“四·二二”中的“反共救国团”（简称为 “老反团”）；在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一案报告》的电报为第二阶段，则是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大张旗鼓地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对“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屠杀。
1967年12月25日至27日，广西玉林地区的容县“联指”调集400多人，全副武装攻打黎村“四·二二”，打死12人，伤21人。黎村 “四·二二”被打散后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广东信宜等地。“联指”攻打黎村先后吃去国库粮食36000多斤，开支18000多元。
1968年1月18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的电报，偏袒“联指”一方镇压“四·二二”。
胜者为王，容县“联指”和广西“联指”把容县的“四·二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1968年1月17日，《广西联指报》公布容县43个“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并进行镇压。（8）
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
为了扩大“四·二二”莫须有的“反共救国团”罪名的影响，广西“联指”的喉舌——《广西联指报》1968年2月17日刊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一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一文，公布所谓玉林专区“联指”战士和贫下中农揭发容县一批“反共救国团”组织。
这批“反共救国团”是：容县“四·二二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顶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团军”；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军”；三岸公社的“新编步兵师第一独立师”；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国军第三集团军”；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国军青年独立团”；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9）
呜呼！小小一个容县遍地“盛产”“反共救国团”，且“反共”的编制也在“放卫星”，从“反共”救国团、青年独立团、独立师、救国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一应俱全！其“指鹿为马”的杜撰本领，直追“大跃进”广西环江县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放卫星”神话。
桂林“联指”造谣打压“造反大军”
桂林“联指”的编造功夫也不遑多让。
1968年5月12日，桂林地、市“联指”头头伊景春、韩凤欢、唐廷国、廖祖迪、孙忠禄、张燕生等，在荔浦县召开桂林地区十二县（缺资源县）及桂林市“联指”头头会议。
会上编造了桂林有十多个国民党将级军官参加了桂林“造反大军”。国民党连长以上参加“造反大军”的已组成一个团，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宫。
因此，会议呼吁各县行动起来，保卫红色政权——地、市革委会。会议还决定，每县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争取他们承认各县“联指”派人到武装进城“保卫红色政权”是革命行动。
5月17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86人先后到桂林市，住在东方饭店。地、市“联指”头头李年生、曹铁军、伊景春、唐廷国等到饭店看望了他们。
5月19日晚，桂林地、市革委会及驻军负责人景伯承、吴新中、陈秉德、冯邦德等，在榕湖饭店小礼堂接见十二县86位“联指”代表。陈秉德说：“感谢十二县的贫下中农关心桂林形势，提出了很好的宝贵意见，对桂林形势有很大的促进。”（10）
此次接见，为6月4日，桂林地区十二县“联指”组织八千民兵全副武装进入桂林市围剿“造反大军”埋下伏笔。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8年5月2日，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为期两天的常委会。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副主任张正安、肖寒、王恩厚等出席了会议。
韩世福发言指出：广西“四·二二”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共救国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混入的反动组织。
如果说此前广西各地“联指”以“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打压“四·二二”还只是“派性斗争”的话，那么从这位广西军区高层人物的上述发言里，已经可以听闻对广西“四·二二”行将大屠杀的磨刀霍霍声。
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记载，1968年5月11日，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联指”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5月11日止，全广西惨遭杀害的“四·二二”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以及“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共 18000多人。（11）
广西大地，风声鶴唳，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预示着更大的红色恐怖风暴即将来临。
（四）广西军区一手炮制“反共救国团”屠杀“四·二二”
1968年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的电报。
电报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
电报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1968年）2月2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
“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12）
根据官方“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打击镇压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特大冤假错案。
这宗假案是解放军“支左”干部王生江授意从广西“四·二二”分化出来的罗振龙、曾学文凭空编造杜撰出来的，广西军区一手策划炮制。广西军区、区革筹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捕枪杀大批无辜干部群众。后果十分严重。这宗特大冤假错案，迟至1984年才平反。（13）
全广西部署追杀“四·二二”
5月20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
指示说，我区破获“反共救国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四·二二”）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69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75％。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14)
6月15日，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在南宁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
韩世福要求各单位要发动群众彻底破案，开展“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
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15）
《公告》掀起红色恐怖风暴
19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
《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指“四·二二”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四·二二”）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 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
《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深挖、缉拿“反共救国团”，把隐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挖出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一时间在广西掀起横扫全社会的红色恐怖风暴。
《公告》发布后广西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组织群众，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热潮，有的地方还召开“声讨大会”、“誓师大会”，公开的、集中的对“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屠杀，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据南宁市383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已被列为参加所谓“反共救国团”的有3547人（全部是“四·二二”派的），其中已被批斗的1722人，关押957人，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强迫承认“反团分子”。结果被打致死37人，被逼自杀身亡34人，打成残废者2人，下落不明4人，（南宁市清理“反共救国团” 专案领导小组于1979年已否定“新反团”假案，并作了初步处理，但没有公开平反）。（16）
《公告》发布后，北流县成立了“揪反团指挥部”。6月26日，该县革委会主任李国伟主持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彻底摧毁“反共救国团”的誓师大会。动员布置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团”。乱揪、乱斗、乱杀人十分严重。
玉林专区革委会把北流县的做法，印发简报推广。玉林、桂林、贵县、容县等县很快掀起追查“反共救国团”高潮，大搞严刑逼供，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玉林专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立案审查、关押、残酷批斗的有5213人，许多人遭受折磨，被破坏致死、致残致伤。（17）
柳州市于6月19日由市军管会、柳铁公安处、柳州警司联合发出公告，追查“反共救国团”。仅据十四个单位追查结果，受审查的438人，其中被关押45人，迫害致死16人。（18）
6月17日，《广西联指报》发表社论《把阶级斗争的战鼓擂得更响——彻底揭露和镇压混入“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国民党反动余孽》。该社论与《公告》遥相呼应，有机配合，为大屠杀造声势。
6月18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各专区革委会、各军分区，南宁、柳州、梧州、桂林市革委会、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传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19）
百色地区成立清查“反共救国团”领导小组和专案办公室后，清查活动半年多全地区共追查“反共救国团”嫌疑案104起，批斗9274人，其中打死、逼死1073人，打伤致残2135人（20）
那坡县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追查后，城厢区追逼出“反共救国团”十五个军，40名团长。德隆区追逼出一个师。百都、下华、龙合三个区各追逼出一个团。百合区追逼出“反共救国军”——“南疆反共暴动组”。平孟区追逼出一批人参加“反共救国团”。
县直机关追逼出“反共救国团”师长黄庄，副师长张增奎，师政委钟耀飘，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国团”的团、营、连、排、班骨干。全县追捕“反共救国团”551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杀死8人，打伤致残43人，47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21）
（五）南宁地区乱杀成风
1968年6月18日，南宁地区《联指》发出《关于彻底摧毁“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紧急动员令》。
6月23日下午，南宁专区革委会在地委楼上会议室开会，南宁专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反共救国团”实际在我地区，应彻底追查破获。破获了还不算完，要结合这个狠抓阶级斗争。
6月28日南宁专区革委会又发出《关于破获中国青年党反革命组织的公告》。从此以后，全地区到处出现空前的声讨和追查“反共救国团”和“反革命集团”的高潮，并以此为借口乱抓乱杀人。（22）
武鸣县从6月22日至7月5日，十二个公社有十一个先后声讨“反共救国团”的万人大会。在会场内外打死698人，其中两江公社一天就打死159人。（23）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个武鸣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约2500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亲属1800多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分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和“联指”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革委会、县人武部头头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严刑拷打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场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1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上林县从6月29日至7月2日止，共挖出“反共救国团”、“反共救国军”等17个反革命组织。仅7月份，全县打斗致死334人。（24）
宾阳县新侨区打死的两百多人中，多数是被扣上“反共救国团”、“青年党”帽子被杀害的。（25）
天等县把荷公社的怀安、吉兰两个大队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有103人，其中被打死49人，占这两个大队“文革”死亡61人的80％。（26）
7月8日，董以法在南宁专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对各县出现以追查“反共救国团”为借口乱抓乱杀人的严重问题，不但没有制止，反加肯定“在广大农村击退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协助专政机关破获了我专区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中国青年党’，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董以法的报告后，又使一些地方继续发生追查“反团”乱杀人的事件。
8月21日，大新县大岭大队把脉生产队社员许振益，被该大队文书周均定揪斗逼供，被逼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还供出许定武等56人是“反团”成员，假案逼成后，该大队革委组织以周均定为首的“专案组”和以农德为首的民兵纠察队，把“反共救国团”成员关押吊打逼供，先后用木棍、钢钎、枪杀害33人。（27）
“中国青年党”等四个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6月10日，宁明、崇左、扶綏三县先后呈报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要求捕判以卢秀业为首的“二0三战略部”、林春初为首的“中国青年党”、陈韬为首的“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黄志忠为首的“叛国投敌集团”等案的首要分子。
南宁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从宁明、崇左、扶绥、凭祥四县（市）公检法军管会中抽调13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将四个集团案的首要分子押到南宁进行审理，认定这四个集团案的负责人，就是隐居越南的外逃反革命分子黄志忠（又名钟龙伍）。同时还认定有“恶毒攻击、污蔑毛主席，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五个方面的罪行。
此案涉及到越南的陆平县和南宁地区的宁明、崇左、扶绥、上思、凭祥等县。其中宁明县涉及11个公社成员619人；崇左县涉及28个公社成员222人；扶绥县成员11人。
全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1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21人。被戴帽管制7人。
1970年3月17日和4月1日，广西区革委保卫组以（70）革保审字第170、173、174、175、199号的死刑通知书，分别通知崇左、宁明、扶绥三县公检法军管会，于1970年4月9日，在上述三县对黄志忠、卢秀业、黄敬贤、黄吉林、林春初、陈韬、王石养执行枪决。（28）
1980年11月，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认为所谓“中国青年党”、“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叛国投敌”、“二0三战略部”纯属冤假错案，一无反革命纲领；二无反革命组织；三无反革命行动计划。所谓“中国青年党”实属杜撰，所谓“反共救国农民起义军”的组织名称，是审讯人员在出身不好的梁春喜等人的严刑逼供出来的。陈韬等人一直否认有这个组织,“二0三战略部”是文革中的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全称是“中南局‘四·二二’二0三战略部”。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时，把“四·二二”删掉了；所谓“叛国投敌集团案”也不成立。（29）
令人发指的扶绥“笃邦经验”
南宁地区的扶绥县笃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县、区三级重点，是严抓“阶级斗争”的样板。
从1967年5月至1968年10月，县、区曾先后九次在此召开现场会。特别是1968年5月中旬扶绥县革委在此召开的一次现场会，参加人数达1064 人。会后笃邦大队共揪斗58人，打死6人。挖出“反共救国团”、“红青战斗团”、“中国救民党”等三个“反革命组织”和四个“经济犯罪团伙”。
笃邦公社在追查“反团”中，大搞严刑逼供，非法使用踢、打、跪、吊和诸如罚被斗者轮流吃屎尿，将被害人光身从20米高的陡坡上滚下，把人塞进泄洪管（水管）让水从另一端冲出，将人脱光衣服推进石灰池中翻滚等罕见的十八种酷刑。其迫害手段之残酷、凶狠，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30）
南宁地区还专门推广这令人发指的扶绥“笃邦经验”
1968年8月9日，南宁专区革委以南革发（66）100号文件，《介绍扶绥县开展对敌的经验：“充分发动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揪出阶级敌人1500人，并揭露了一批反革命组织，如‘反共救国团’、‘青年党’、‘救民党’”》等。
9月10日，在横县召开的南宁专区“积代会”上又印发了《扶绥县笃邦公社持久开展大批判的经验》的典型材料。
（六）南宁“火种”惨案
“火种”兵团是广西“四·二二”在广西水电厅设计院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南宁文革武斗其间，该组织六十多人占据设计院大楼，也称“火种”据点大楼。
由于居高临下，对广西“联指”威胁颇大，因此，“联指”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除而后快。
1968年6月19日至20日，广西“联指武装包围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大楼，屠杀62条人命，并灭尸于邕江河里，酿成“火种”惨案。
“联指”部署攻打“火种”大楼
从六月上旬到中旬，广西水电厅设计院“联指”头头宾恩锦、李青多次向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汇报“火种”是“反共救国团”“牛鬼蛇神”盘踞的黑窝，要求尽快组织力量拿下这个据点。
颜景堂在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区人民政府大楼）召开几次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攻打“火种”大楼。参加会议的人有：廖炜雄、潘玉臣、李家海、邓文光、刘国华、覃树林、何唯钦、任树人、宾恩锦、张锋、黄明发等。
会上作了分工，由廖炜雄、潘玉臣、任树人、刘国华等负责造舆论，通过“联指”的喉舌——《广西联指报》、广播站和大字报，揭露“火种”是“反共救国团”盘踞之地，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的黑窝。
李家海任前线总指挥，其他常委负责“军事作战”。
“火种”头头纪烈、蔡玉华等组织据点六十余人修筑工事，坚守大楼。在构筑期间，杨慧心被设计院“联指”兰胜绿开枪打死。（32）
爆破“火种”大楼
6月19日上午八点，李家海派何唯钦、甘世隶等到区文化大院京剧团二楼会议室召开“参加”领队人员会议，宣布“作战”方案。参加攻打“火种”据点的单位有：广西“联指”保卫处、警卫排、冶金局“联指”武装连、“沥血兵”、“后备军”、“独立八·三一”、“汽司”、“红水院”、“红全球”、水电学院“联指”和崇左县“联指”民兵连等。
李家海负责总指挥，何唯钦、高延、姜占德也参加指挥。颜景堂、廖炜雄、潘玉臣、任树人等都亲临现场督战。
19日下午一点开始攻打“火种”据点大楼，久攻不下，晚上十点，李家海、何唯钦召集刘盛华、黄庆才、姜占德和水电院“联指”几个头头开会，决定用爆破法炸毁大楼。
20日凌晨，何唯钦组成“沥血兵”用炸药爆破，绰号“三毛”（易瑾翰）两次送炸药包，炸开大楼东头一个缺口，但无法冲上大楼。
下午两点多，“联指”保卫处拉来原先从别处抓到“四·二二”的两个“俘虏”刘仲华、腾振尚。用枪逼着他俩从西边送了几次炸药包，最后一次是五十公斤的炸药包，将大楼的山墙全部炸毁。
残杀俘虏，抛尸邕江
下午四时，“火种”大楼打出白旗，表示投降。此刻刘仲华、腾振尚两个俘虏被“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打死于二楼。至此，“火种”大楼已被打死7人。下午五时许，“联指”保卫处和“沥血兵”等组成敢死队，冲上大楼，抓获俘虏61人，立即拉倒水电院内枪杀了55人，死者是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成员纪烈、蔡玉华、黄克兰、周勇等19人，以及区电业公司的欧学廉、彭柏生，其余是南宁市的红卫兵和陆川县逃来的“四·二二”青年。
在俘虏中有六人幸免杀害严朝阳、甘熙雄、张学峰被俘后，因是“三毛”（易瑾翰）好友，“三毛”到下留情，把他们拘回南宁十一中去，陆川县被俘的陈文清、李文理、张六高则是在枪杀其他俘虏时，拼命挣扎逃脱，在枪口下捡回了一条命。
残杀俘虏后，由任树人、何唯钦等带领十六人，把62具死者的尸体装上汽车，拉倒凌铁水厂后面，一一抛下邕江，随波逐流。（33）
“火种”惨案发生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央报告，也不定性处理。对策划、组织和指挥攻打“火种”大楼，残酷屠杀俘虏的人，视为“掌上明珠”、 “文革功臣”，提拔重用，升官进爵。例如屠杀有功的广西“联指”头头廖炜雄，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常委、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等要职，还荣获中共“九大”代表；颜景堂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常委、团区委书记等职；潘玉臣当上区公安厅副厅长。（34）
迟至6月22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才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的电报。轻描淡写屠杀过程，谎报案情，缩小“火种”死亡人数，夸大“联指”伤亡情况，只字不提枪杀俘虏之事。
电报说：“联指”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以及水电设计院附件的官桥、长岗。角麻大队的一些农民攻打“火种”。据统计“火种”大楼共有六十多人，其中 “火种”兵团七人，其余大部分是外县流窜来的，（所谓流窜人员指的是各种“四·二二”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的）。如陆川县就有24人。在这次武斗中，据点大楼的人员除跑了几个外，被“联指”打死约30多人，抓了20多人，“联指”伤亡较大。（“联指”实际被打死三人）（35）
诬陷“火种”大楼是“反团”据点
“火种”惨案后，广西“联指”开动宣传机器，诬陷“火种”大楼，是“反共救国团”的重要据点。
6月23日，广西“联指”通过红卫兵广播站广播《六月天兵惩腐恶》，（此文是“红水院”光耀华炮制主编的），声称：“火种”大楼是“蒋匪反共救国团”的重要据点、美蒋特务情报站、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牛鬼蛇神的大本营、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群众的匪巢……“火种”头头蔡玉华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头目，纪烈是参加过“一贯道”反动组织的漏网右派；何威廉、段夏清、吕国燦是“反团”成员，设计院老工程师陈元嘉是“反团”、“四·二二”野战军和“火种”的幕后策划者之一。在“火种”大楼的陆川县刘恒、刘增华是“反共救国团”的骨干。其他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孝子贤孙。（36）
同一天《广西联指报》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该文指出：“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头头就是“分团”头目。号召“联指”行动起来，清查“分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37）
6月28日，《广西联指报》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火种”的罪行——《六月天兵惩腐恶——盘踞在水电设计院大楼的一小撮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匪徒和美蒋特务分子反革命罪行概述》。还伪造“反共救国团”六幅照片公诸于众。（38）
（七）八桂大地 血雨腥风
1968年7月11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发》。
从即日起至8月3日，该报发表九篇社论，名为鼓动镇压“阶级敌人”，实为煽动屠杀“四·二二”和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托派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因此，这九篇社论被称之为“杀人九论”（39）
从此，全广西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的新高潮，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从从城镇到农村，成批大规模地屠杀广西“四·二二”及“五类分子”，城乡各地，陈尸百里，悲惨至极。
“联指”围歼柳江“造反大军”
6月26日，柳州地区的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四县和合山矿“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包围柳江县进德“造反大军”槎山加工厂据点。
前线总指挥、柳江县革委会主任宋吉月在战前动员说：槎山盘踞着一股“武装土匪”，还有“反共救国团”一定要把他们歼灭。
而驻军在槎山加工厂的只有12人，（大部分是红卫兵）七支枪。围剿时当场打死4人，俘虏8人，俘后枪杀了4人。熊国芬、潘洪连被枪杀后，“联指”人员割下他们的头颅，贴上“反共救国团”标记，分别挂上柳江县进德圩和拉堡圩（县城）示众。其血腥场面极为恐怖！（40）
7月27日，《广西联指报》三版公布所谓《横扫国民党的渣滓——玉林“联指”战士、贫下中农揭发破获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桂南边一0三师”等三股反革命组织纠合案简介》的报道后，大批“四·二二”成员和无辜群众遭到逮捕、关押和枪杀。（41）
广西各地屠杀概况
1968年6月至8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关押、毒打、杀害叛徒、特务、“反共救国团”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7864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五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屠杀1300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2％，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42）
南宁地区1968年7月至10月，共揪出“坏人”60061人，7月至9月打死逼死共计9933人。（7月死2738人，8月死5943人，9月死1252人）。（43）
桂林地区1968年7月前打死1859人，7月之后死亡9087人，共计10946人。（44）
柳州地区融安县打死1395人，按人口比例打死较多的是龙妙乡，被称之为“十八寡妇乡”。（45）
邕宁县7月至9月打死947人，占该县文革期间死亡人数88％。（46）
临桂县从1968年6月至10月，共被杀1783人。（47）
全州县1968年7月，共杀人1111人，占全县死人数的57.4％。（48）
德堡县到1968年8月5日止，共揪斗2120人，全县打死312人。（49）
都安县从8月底到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共救国团”和“中国青年党”。（50）
北流县被诬陷为“黑班子”820人，被批斗748人，打斗致伤479人，致残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共救国团”804人，斗打致伤414人，致残 139人，致死225人。（其中区委书记顾德荣因未得三结合）诬副书记搞“反共救国团”。该区受害人五百多人，致残205人，致死112人。（51）
灵山县打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了乱杀人事件。（52）
贵县杀害和迫害致死3138人。
宾阳县杀害和迫害致死3951人。
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
上思县杀害1701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1.38%。
桂林市杀死、打死1128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53）
据官方文革后不完全统计，仅1968年7月至8月短短一个月内，广西共杀害和迫害致死八万四千多人。（54）
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史无前例！
“反团”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周密部署，煞费苦心地罗织罪名，为镇压“四·二二”大造舆论，可以从在北京学习的领导与广西方面的电话、电报记录可见一斑：
7月3日早上六点廿分，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根据当前情况，在京的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几位领导经过讨论研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家里的领导同志抓一抓。
狠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抓好舆论，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继续对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进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专案工作要抓紧，主要是抓“走资派”、抓“黑手”。对“坏头头”（指“四·二二”）可通过审查接班人方式来搞。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抓紧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务”。
狠抓报社、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组织稿件，充分运用这些工具批判谢、袁。报社、电台可能受到冲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狠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的思想工作。
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的全体干部的伟大意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55）
7月16日，董坤（支左人员原部队保卫干事）从北京打来电报说，经在京几位领导研究，有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1）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应继续抓紧进行。已查出的“叛徒”、“特务”，应抓紧核实，如有厅局级以上的应先搞清几个报来。
（2）拟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国团”成员及其罪恶，上石“农总”问题也可以公布。
（3）广播电台目前在广播中不要提到“七·三”布告及贺、霍、傅、谢、袁的问题。
（4）覃家修（凤山县副县长，支持“四·二二”）的材料要继续核实，核实后的材料如够点名批判的，即由家里领导讨论决定。（56）
经过在全广西大张旗鼓地深挖追查“反共救国团”，大规模疯狂屠杀各地造反派之后，广西“四·二二”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广西军区和“联指”沆瀣一气，堂而皇之，以“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是‘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部”为借口，开始着手部署武装围剿之，给广西“四·二二”以毁灭性打击。
下面的真实记录，很能说明当时是如何制造出“反共救国团”来的——
一个中学几百名师生集合开大会，大会标题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斗争大会”。
接着要“反团”分子×××坦白交代他的罪行。被押上台的老师脸色浮肿，走动困难，慢慢摊开讲稿，一字一句的交代起了“罪行”，他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 反共救国团”，在本校还有同一派（四·二二）的学生×××、×××也参加了“反团”，当时念到这里，他所点到的十几名学生，也在学生队伍之中，一下子被 “路线觉悟高”的另一派（联指）学生马上用绳子绑了起来，一起押到主席台前。
大家一看，原来都是“四·二二”一派的，所谓的“反团”证据呢？没有宣布。当天，这十几个才十三、四岁的“反革命”马上被分别关押起来。各种“侦破专案组”连夜出动，把“反革命”双手吊到教室的樑上，刑讯逼供，索要“反团”的“名单”、“印证”等。这些“反革命”开始并不害怕，以为他们没有证据，瞎说能定个死罪吗？“专案组”晚上“审讯”时，先问：“你是不是‘反团成员’”？“不知道”！马上拉起绳子，一阵拳打脚踢，往死里打，有的用铁钳挾，被打的学生，用竹子、铁钉钉学生的手指，把人吊到离地一米多高，然后突然鬆开绳子使人跌下来，直到昏死过去。不用两天功夫，这些学生就“老老实实”地招供自己是 “反团”成员了。但是直到逼死3人，还是没有什么物证。既然打“反革命”不需要任何证据，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十几个学生受到“启发”，暗里通气，向“工宣队”交待时，揭发“联指”派打人、踢人很凶的几个打手，“他们也是我们发展的‘反团’成员，而且是骨干分子，为了杀人灭口，妄图消灭罪证，他们想把我们打死，其实他们早被我们发展成为联指组织中的‘反团’成员……”。
1968年7月1日至8月8日，韦国清调动广西军区6个连的兵力，加上南宁“联指”的近万武装，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玉林、陆川、贵县九个县的“联指”武装力量，围剿南宁的广西“四·二二”。
“四·二二”的部分群众，见解放军参加攻打，就赶快“反戈一击”，宣布改变观点。南宁警备区司令部，通缉几名所谓“反团”首要分子，“四·二二”开始也不相信，但在舆论压力下，8月4日，“四·二二”指挥部保卫处不得不抓了6个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可是，这种自相残杀并没有使军队对“四·二二”群众的剿杀计划停止。
截至8月8日止，围剿基本结束，广西“四·二二”全军覆没，荡然无存。据不完全统计，打死“四·二二”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7013人，被打死2324人。（57）
合浦“反共救国军”案
1968年夏，一个子虚乌有的合浦“反共救国军”案，在钦州地区的合浦县竟屈打成招，全县追查出1353名成员，致778人伤残。
合浦县石康公社大崇大队党支部对社员庞福昌等人，日夜严刑逼供，庞屈打成招参加“反共救国军”。8月19日，石康公社书记许志平和武装部长莫家俊根据此案，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批斗高潮。很快就抓出254名“反共救国军”成员，致死3人，致伤致残25人。根据石康的经验，合浦全县上下层层追查，把1353 人（含石康数）打成“反共救国军”骨干成员。其中斗打致死48人，致残71人，致伤707人。
在这场疯狂地政治迫害狂潮中，“联指”及中共当局对“四二二”和“黑五类分子”大量地采用枪击、刀砍、棒打、勒死、淹死的手法，还对男的割阴茎，女的轮奸、割乳房、炸阴道，更有干部带领集体剖腹食肝，以示“共同专政”。其疯狂残暴程度令人发指。（58）
钦州地区剖腹食肝 手段野蛮残忍至极
文革中广西滥杀无辜，不仅数字惊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蛮残忍。仅据钦州地区数例为证。
最惨无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仅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三例。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
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专政”。
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韦国清、刘重桂之流则回答说：“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见一斑。
辱尸毁尸，被害者死得悲惨，死后更惨，凶手的手段血腥残忍甚至变态。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杀后，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阴道，裸体陈尸路旁。
钦州县城“联指”围剿“四·二二”造反派，“四·二二”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裤子扯掉，灭绝人性地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状难以言叙。
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继秀、刘家锦等凶手把刘政坚捆绑起来，连他十四岁的女儿一起押到山上，将刘政坚打死后，刘维修等九名暴徒对刘女进行强轮奸，最后将该女打死，并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阴部。（59）
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60）
东兴县那勒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使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内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在中共的煽动、策划、组织、指挥下，钦州地区文革被迫害者达22100余人，致死10420人。
不仅如此，当局还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致使不少人以杀人邀功。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为安排工作，便杀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又如合浦县一大队文革组长，怕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了。“杀人者有功”这绝非一句空言，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就有1153人，杀人后提干的有458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637人（不含北海市）。杀人凶手们还有不少被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61）
桂林“八·二0”事件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联合发布《进一步全面落实“七·三”布告的公告》。公告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为由，对“四二二”桂林“造反大军”进行全面镇压。
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已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捣毁了所有的据点，溃不成军的“造反大军”已毫无抵抗能力了。但为了彻底镇压造反派，桂林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将桂林地区、市“联指”两千多武装人员编成“纠察队”，由桂林市武装部科长王永清和工交部武装科长郑国安指挥，汇同桂林地区十二个县“联指”武斗队共一万多人，于8月20日凌晨三点包围桂林市，搜捕“造反大军”接连四天四夜，对“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职工、居民和学生共一万多人被逮捕关押，五千多户被抄家，劫走财物。被罗织各种各样的罪名，如“反共救国团”“、叛徒”、“特务”、“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
“八·二0”事件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共345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22个委员，在“八·二0”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19人。而：“联指”的22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罪恶累累的委员，不仅不予追究责任，反而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部队升官进级。例如桂林“联指”主要头头、组织策划武斗犯了罪的曾名轩、曹铁军等人都升了官。（62）
“禽兽”展览
在挖掘“反共救国团”的狂潮中，广西当局和“联指”名目繁多的迫害手段中，搞“禽兽”展览是较为典型的。
1968年5月12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即活人展览）。
“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区地质局处长）、黄海全（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
展览三天，十个不同观点的人，身受折磨，死去活来。自此，这种侮辱人格的手法即由原此滥觞，广西“联指”和当局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一万多人。（63）
8月12日，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广西展览馆联合举办“反革命罪行”展览，展出时间52天。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五人来参观。
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馆”。将在攻打围歼区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熊一军、林执真、许长友、梁元生、史妙甫、石怀宁、李家庆、高丽栗、梁汉忠等26个“战犯”、“反共救国团”、“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五花大绑，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52天时间。尔后，送进警司，长期关押。（64）
8月16日，南宁专区保卫组在地区行署饭堂搞“活人展览”，被展出的有张绍忠（“反共救国团”后勤部长）、段书香（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农佩相（女，“反共救国团”成员）、陆荣廷（“中国青年党”）、黄志忠（“叛国投敌”）、温凡生、章子渊等均被戴上手铐，由解放军看守，白天展出，连续几天，参观者达数千人。（65）
12月18日，“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多月，到次年（1969年）1月中旬闭馆，前来参观的有全国25省区（广西有77个县市， 160万多人次）。展览内容其中一项“禽兽罪行”（又叫“活人展览”），被当作禽兽展览的有：李建琨、雷一东、王承交、秦华声、秦文盈、莫剑威、黎之熄等十四人。被展览者挂黑牌、罚跪、毒打、受尽侮辱和摧残，有的被打断肋骨。（66）
（八）韦国清号召肃清“反共救国团”
1968年8月26日，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韦国清（广西区革委会主任）在讲话中强调：要肃清“反共救国团”及“国民党残渣余孽”，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讲话传达后，全广西各地又掀起一波乱斗乱杀人的的新高潮。（67）
9月7日，南宁化工厂“支左”人员和革委会为贯彻韦国清的讲话精神，在厂里开办了第八期“学习班”，将该厂五十名有“反共救国团”嫌疑的人，集中在旧水泥厂（南化旁边），由“支左”解放军李元春负责专案组，该专案组成员有徐志豪（现区石化局秘书）、董担（市塑料制品厂书记）等15人。
一天，“支左”小组长武伟召开审查对象会，他说：“南化‘反共救国团’成员不是一个两个，八个十个的问题，而是几个火车皮也拉不完”。并说：“《台北日报》都有你们这些‘王八蛋’的姓名”。李元春说：“南宁市新华街89号房是‘反共救国团’的老窝”。
在这个会上被点名为“反共救国团”的有20多人，被审查对象每天只给吃三四两米饭，六分钱菜金。经常给他们挂黑牌，拉去游厂。在游斗中鞭打脚踢，有的人被五花大绑，施以“金鸡独立”刑罚，即站在倒放的方凳两个斜对角，进行逼供交代。
李元春说：“我这样干，就是我的‘蘑菇战术’”。六0二车间主任郭信被逼供后，不堪忍受刑罚，自杀身亡。被逼供神经失常的有陆恒嘉（天津大学毕业生）、周俊希、岳明铭（老工人），此外，还有3人被逼自杀未遂。（68）
从11月5日至1969年4月9日止的五个月时间，区革委会把所谓“伍修集团”(伍晋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主要成员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押到广西八个专区、四个市和43个县进行巡回游斗，先后批斗50场，三百三十多万人次参加。每场批斗会，都把当地的“反共救国团”、“叛徒”、 “走资派”“坏头头”（造反派头头）等拉来陪斗。全区被拉去陪斗的县以上干部就有1700多人。（69）
1968年9月下旬，广西掀起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新高潮，全自治区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少则几个，多则一百多个干部、教师、工人当作“反共救国团”、 “叛徒”、“坏头头”、“反革命”、“牛鬼蛇神”等关进牛棚和私设牢房，以及监狱，全区有十五万多名干部职工受摧残批斗和劳役。（70）
自九月以来，全区各地“联指”“秋后算帐”——对造反派群众冠以种种罪名，大抓乱杀，甚至突击杀人。以致9月23日区革委和广西军区为此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实际情况如何呢？宾阳县一面布置不要杀人，一面又说确实群众要求要杀的也可以杀。这个县在九月以后依然继续乱杀人；临桂县九月以后，在军管会看守所关押的造反派，不断被拉去杀害或斗打，无人过问，至于“群众专政”——暴民杀人的事更是时有发生了。当时还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通知前采取口头通知，说要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广西各地到处出现突击屠杀造反派群众的现象。这是继韦国清执行武装镇压造反派“四·二二”后又对被关押的广西干部群众第二次大镇压。（71）
杀人凶手突击入党
经过军队参与对广西“四·二二”毁灭性围歼广西“联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很配合地解散组织，众多头头们摇身一变，纷纷占据广西各级革委会的统治地位。大权在握，有权就有理，于是一大批屠杀有功人员纷纷升官晋级。
1968年12月3日，在首府南宁召开的广西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参加大会的3500多名代表中，“联指”派的的占95％以上，其余5％是“四·二二”反戈一击而成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的。一大批人是指挥、策划、参加歼灭广西“四·二二”的有功之臣和杀人凶手。（72）
十二月上旬在广西区革委的整党建党中，把在文革中所谓“三忠于”的杀人凶手，对文革有功之臣突击入党。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五万多人中，就有一万二千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另外二万七千多人是杀人后才吸收入党的，还有在突击提为干部的八万人当中，选拔一批“联指”背景的成员作为发展入党对象。（73）
杀人与否成了考验其对共产党是否忠诚的标准。
屠杀元凶 逍遥法外
所谓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反团”是文革中广西的特大冤假错案。韦国清以此作为屠杀对立派广西“四·二二”以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杀手锏。在广西众多冤假错案中，其声势之烈，杀伤力之强，迫害面之广，屠杀人数之多，手段之血腥，都是首屈一指的。
在1983年的整党运动中（清理文革三种人），广西区党委只是将大屠杀中一些马前卒如广西“联指”头头颜景堂、廖炜雄、潘玉臣、李家海等一批刽子手仅仅是罢官处理。而罪大恶极、位高权重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却毫发无损，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如鱼得水。
“刑不上大夫”的“清查三种人”运动
中共中央在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所谓“三种人”，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一开始，这一运动还只是中共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全民的政治运动，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对全国高校参加过造反的学生，中共还特别“关照”，于1983年4月23日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意见》。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重要头头和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拔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换言之，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青人成了隐性的“政治贱民”，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的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中共在1983——1989年间发动的“清查三种人”的运动，既无合法性，也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并非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刑不上大夫”——对高干子女组成的“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和“首都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文革中的种种暴行血债，被中共元老以“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为借口包庇了下来，这批高干子弟如今成了位据权力要津的“太子党”！历史真会开玩笑：《出身论》还是敌不过《血统论》！
对于老干部、各地军头，中央更是网开一面。邓小平就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11月16日）。换句话说：即使中共的老干部，各地军头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迫害无辜，屠杀民众，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关系，只属“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都没有——用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来清查“三种人”，会有公正的结果吗？
以广西为例，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二十万群众，既有反对他的造反派组织“四·二二”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及其子女。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迫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甚至文革后仕途冒升，官拜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这个双手沾满广西廿多万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炮制“反共救国团”冤案的真正元凶，却逃脱了正义的惩罚，逍遥法外，1989年得以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寿终正寝，厚葬八宝山，按生前职位排座次，备极哀荣。
另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宾阳县大屠杀的“杀人狂魔”王建勋。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档案记载：从1968年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里，宾阳县打死和迫害致死 3951人，成为南宁地区杀人最多的县。全县172个公社，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且杀人手段十分残忍，有枪杀、刀刺、绳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挖眼、剖腹、碎尸、和用牛拖死等等。
而时任宾阳县革委会主任、驻军6949部队副师长的王建勋，是宾阳大屠杀的指挥者、策划者和组织者。一些当年杀人的刽子手在八十年代初的整党运动中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杀人狂魔”王建勋却在军队的保护下，皮毛无损，反而荣升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员，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军区干休所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杀人元凶心安理得，死难者家属则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就连当年的杀人凶手也不服，纷纷拿出王建勋部署、指挥杀人的电话记录，一致要求绳之以法王建勋。
文革中参与策划、部署、指挥屠杀广西“四·二二”的军方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整党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正义的惩罚。
现将这些军方人员的名单罗列如下，让他们的名字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韦国清 （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西革委会主任）
欧致富 （广西军区司令员、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魏佑铸 （广西军区政委、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焦红光 （空七军政委、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霍成忠 （五十五军副军长、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徐其海 （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广西革委会副主任）
焦玉山 （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韩世福 （广西军区副政委、广西革委会常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
吴 华 （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孙 磊 （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王 斌 （广西军区派任桂林市革委会主任）
景伯承 （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桂林地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张鶴青 （桂林军分区政委、桂林地区革委会主任）
张束之 （桂林军分区副司令员、桂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梁连和 （桂林军分区副司令员、桂林地区革委副主任）
康 凝 （二0分部副政委、桂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宋治平 （南宁警备区司令员）
张正安 （独立二师政委、南宁市革委会副主任）
许长庚 （南宁军分区政委、南宁地区革委会主任）
熊光武 （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南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李文轩 （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南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贾焕雨 （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南宁地区革委会常委）
张智理 （河池军分区政委、河池专区革委会主任）
孙长锁 （河池军分区司令员、河池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曾俊德 （钦州军分区司令员、钦州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甘照寰 （玉林军分区政委、玉林专区革委会主任）
孙景芳 （玉林军分区副政委、玉林专区革委会副主任）
张海波、钟生栋 （广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丘 玺 （南宁警备区副司令员）
慕石起 （南宁警备区副政委）
陈德华 （南宁警备区参谋长）
李宽永 （6911部队政委）
王建勋 （6949部队副师长、宾阳县革委会主任）
罪魁祸首 仍受膜拜
人的生命，难道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予取予夺？难道可以以“革命”的名义随意践踏？难道仅仅出于“阶级仇恨”就可丧尽天良地剖腹挖肝吃人肉？是什么怪异的土壤生发出这样的“恶”？
所有问题的核心归根结底地指向中共专制独裁的制度，指向祸国殃民的毛泽东。
——毛泽东才是使我们民族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
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多起“阶级大屠杀”，并非偶然事件，并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乱局面失控的产物，仅以广西文革大屠杀为例，其残忍杀人、满门抄斩、剖腹挖肝吃人肉等等野蛮事件，没有制度的保证是决不可能实施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的意识形态成了全民族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之一就是提倡“阶级斗争”就是漠视生命，践踏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财产权。这些权利在文革中被践踏无遗。
毛泽东对于文革中的“阶级大屠杀”不仅仅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广西当局制造“反共救国团”一案屠杀广西“四·二二”），而且命令军队“武装支持左派”。文革中广西军区伙同“联指”武装围剿广西“四·二二”,就是在“武装支左”的指示和口号下进行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命令军队发枪给一派组织，所谓“武装左派”，使其得以放手武装攻击另一派，也迫使另一派从别的部队或兵工厂搞到武器，以杀人对杀人，致使武斗升级。对此，毛泽东轻松地，甚至兴高采烈地称之为“全面内战”。
虽然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已彻底否定了文革，也否定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些作法。但那只是在“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晚期左倾错误路线”同时又要“坚持作为革命的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种表态。文革和反右运动一样，毕竟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疮疤，影响了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如何准确评价毛泽东，如何准确评价毛泽东思想，仍是中共难以自圆其说的棘手问题。
为此，中共最高层有人发话：“清算毛泽东，就是清算共产党”。“不要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文革的真相和追究成了禁区，所有文革的资料都被当作“密件”，当作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对于文革大屠杀，史书中一字不提，唯一留下的是官方的宣传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历史。
毛泽东不但未遭清算，当局反而纪念、讴歌不断，毛的巨幅肖像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毛的木乃伊仍继续躺在纪念堂的水晶棺材，接受膜拜。
一直被专制、独裁、暴政裹胁着的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今日仍被看不到尽头地延续着。
但所有的血债都被人民的眼睛、经历及带血记忆所记录。
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逃脱历史的正义审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完）
注释：
（1）此文引用的相关资料、数据、电报、文件等均原自于广西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案。《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1987年编印。
（2）“七·二五”讲话，是1968年7月26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办公室（广西“联指”）记录整理印发各地学习。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印刷厂105红印兵团翻印的版本。
（3）《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钱文俊《华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4）《文革“七·二五讲话”：不仅仅是广西造反组织的终结》于文樵《华夏文摘》增刊第287期
（5）同注1，第138页。
（6）同注1，第131页。
（7）同注1，第127页。
（8）同注1，第13页。
（9）同注1，第12页。
（10）同注1，第50页。
（11）同注1，第49页。
（12）同注1，第51页。
（13）同注1，第52页。
（14）同注1，第55页。
（15）同注1，第68页。
（16）同注1，第70页。
（17）同注1，第71页。
（18）同注1，第71页。
（19）同注1，第72页。
（20）同注1，第72页。
（21）同注1，第72页。
（22）中共南宁地委整党办公室的内部机密档案。《南宁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6－1976》1987年5月11日编印，第58页。
（23）同注22，第59页。
（24）同注22，第59页。
（25）同注22，第59页。
（26）同注22，第59页。
（27）同注22，第59页。
（28）同注22，第60页。
（29）同注22，第61页。
（30）同注22，第72页。
（31）同注22，第73页。
（32）同注1，第73页。
（33）同注1，第74页。
（34）同注1，第75页。
（35）同注1，第78页。
（36）同注1，第79页。
（37）同注1，第78页。
（38）同注1，第82页。
（39）同注1，第93页。
（40）同注1，第80页。
（41）同注1，第110页。
（42）同注1，第83页。
（43）同注1，第116页。
（44）同注1，第116页。
（45）同注1，第25页。
（46）同注1，第115页。
（47）同注1，第118页。
（48）同注1，第119页。
（49）同注1，第119页。
（50）同注1，第120页。
（51）同注1，第121页。
（52）同注1，第142页。
（53）同注1，第142页。
（54）同注1，第142页。
（55）同注1，第85页。
（56）同注1，第96页。
（57）同注1，第131页。
（58）同注1，第87页。
（59）同注1，第39页。
（60）同注1，第40页。
（61）同注1，第48页。
（62）同注1，第139－140页。
（63）同注1，第49页。
（64）同注1，第135页。
（65）同注1，第73页。
（66）同注1，第165页。
（67）同注1，第144页。
（68）同注1，第149页。
（69）同注1，第162页。
（70）同注1，第154页。
（71）同注1，第157页。
（72）同注1，第168页。
（73）同注1，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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