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汉人不断向民族地区移民，一时看似乎有利于当局的控制。然而移民将会直接进入民族地区的基层百姓的生活，在日常的方方面面与当地民族直接面对，争抢当地资源，瓜分当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不是历史遗留的争论，而是与每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经验息息相关。这将使民族对立波及到每个民族成员，容易变成巴勒斯坦化那种全民的民族主义动员。
    
    中共目前处理民族问题往往是只考虑眼前，为小利而失久远。这是中国权力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上上下下莫不如此。这同时也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力崇拜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者和少数民族的情感。当局一直公开宣称的镇压政策是“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近年又进一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种穷凶极恶是中共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民族地区放大版。
    
    眼前看，强力镇压似乎是有效的，然而是不是只要能保持不出乱子，没有人敢于表达不满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并不是。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在政府主持下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却没有领会。今日当权者这种做法只能震慑一时，长远看却是酝酿更大的爆发。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地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也被同时消灭掉。那不是真的消灭了矛盾，只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