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锋是乌鲁木齐一家超市连锁店的店长，生于1980年，是80后的老字辈，7月5日刚刚过完自己28岁的生日。
    
    
    　　10年前，为了实现自己的老板梦，郭锋离开故乡——河南省固始县，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涯。10年间，他当过保安，开过花店，倒过建材，足迹遍布三分之一个中国。去年，郭锋决定在乌鲁木齐买房定居，过稳定的生活，然而股市泡沫的破灭让他之前的辛苦全部归零。不得已，郭锋又开始筹划新的漂泊。他就像一颗蒲公英种子，随风飞扬，风停到哪里，就落在哪里，然而总是无法落地生根。
    
    
    　　流动的一代
    
    
    　　让郭锋感到安慰的是，在自己最困顿的时候，女友茹兰一直不离不弃地跟着自己。茹兰比郭锋小3岁，是他的工友兼同乡，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3年。郭锋的父母一直催他们早日结婚生子，但郭锋并不着急。“我知道，28岁是个尴尬的年纪。事业还没起色，生活也不稳定，即便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没法给他提供富足的生活，还是等等再看吧。”郭锋说。
    
    
    　　然而，他的不婚主义无意中却影响了两个弟弟的终身大事。在郭锋故乡，哥哥未婚，弟弟不能抢先。郭锋虽然觉得这个规矩有点可笑，无奈父母就是不肯破这个例。所以弟弟们仍然在打光棍。
    
    
    　　郭锋和其他八零后一样，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跟父辈相比，他们更富于流动性，更少发“何处是吾乡”的感慨。对他们而言，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是故乡。
    
    
    　　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流动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在籍人口的生育率。小品《超生游击队》所描述的情景，与现实并不完全相符。一方面，流动延长了夫妻的分居时间，降低了生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流动中的人们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降低了他们的生育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悄然改变着中国的生育文化。改革开放催生的海量人口迁徙，不仅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动摇了基于传统社会结构之上的部分观念。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正在日益式微。生育不再是家族行为，而是小家庭的个体化行为。
    
    
    　　《新世纪周刊》联合新浪网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八零后人群中，有46.1%的人因为自己喜欢而考虑要孩子。特别是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八零后，远离家庭意味着父母的力量鞭长莫及，他们有更大的空间去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是生养孩子。
    
    
    　　漫长的成长期
    
    
    　　中国古代，男子满20岁、女子满15岁就算成年。弱冠、及笄意味着童年时代的结束，社会生活的开始。然而对于八零后，这两种人生状态似乎始终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他们是今日中国的劳动大军的主力，比父辈更适应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他们是长不大的彼得潘，渴望永远生活在乌有之乡里。
    
    
    　　默默是北京一家网站的编辑，老公还在学校读研。虽然已经结婚两年，但两个人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老公住校，默默则在单位旁租了个小单间，平日里聚少离多，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小聚两日。
    
    
    　　虽然毕业已经两年了，但默默在打扮上仍然喜欢向学妹看齐。总是留着一头很卡哇伊的小魔女发型。默默说，自己的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起码小5岁。小时候，她就是家里的公主，上大学又有男朋友宠着，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小孩。
    
    
    　　毕业后，生活变成了生存，默默不得不为自己的一日三餐打拼，这让习惯了被宠爱的她很不适应。默默坦言，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每天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复制粘贴，还有时不时的加班。默默觉得自己并不适合成年人的生活，与其说自己是个大人，不如说自己在扮演大人的角色。
    
    
    　　默默说，她很喜欢孩子，但是从没想过要孩子。因为一旦怀孕，就意味着一个女人的青春结束了，她将不再是家庭的中心，而要为另一个人承担义务。所以她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再玩几年，等30岁之后再考虑生育问题。
    
    
    　　研究表明，人群中有25％的人有非常突出的“装嫩”心理，其中男人的“装嫩”周期是8年，女人比男人还能“装”，一般是10-12年。调查显示，在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有15.1%的八零后认为“自己还是个孩子，不成熟”，所以也谈不上要孩子。在七零后人群中，只有7.1%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这一项。
    
    
    　　压力影响生育
    
    
    　　当然，并不是所有八零后都想在孩子的世界里晃一辈子。到了一定年纪，延续自己DNA的生物本能总会起作用。但是个人主观因素是一方面，环境客观因素是另一方面。有时候，后者要比前者更起作用。
    
    
    　　今年6月20日，一篇名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的报道让人们见识了庞大的过劳人群。2006年，华为员工胡新民的猝死宣告过劳八零后时代的到来。根据翰德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上海目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无独有偶，上海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天公布的 “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可以想见，在北京、上海这样生存压力极高的大都市，苦苦求生存的八零后很难有心思考虑生儿育女。
    
    
    　　此外，经济因素也影响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新世纪周刊》联合新浪网所做的调查显示，生存成本较高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年轻人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其他地区。在不想要孩子的理由这个问题上，29.2%的八零后认为自己的经济基础不行，养不起孩子。有25.8%的七零后选择同一项。在收入问题上，年薪2万到4万人群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而收入、地位较有保障的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主在生育问题上则显得更为洒脱。显然，公司职员这一群体集中了绝大多数八零后劳动者，他们的年薪大部分在2万到4万之间徘徊。
    
    
    　　2008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充满变数，高涨的CPI，股市、房市神话的次第破灭让刚刚走上社会的八零后摸不清头脑。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对象表示，自己已经因为经济原因推迟了原来的生育计划。看来，在自己没有认清世界之前，教育下一代的工作还是先放一放吧。
    
    
    　　社保也是八零后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高校招生从1998年起进入了大跃进时代，8年间招生人数增加5倍，超过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对高校毕业生的接纳能力。为了挤进就业大门，许多刚毕业的学生不得不在单位应该提供的福利上作出妥协，许多劳动合同上连最基本的三险一金都没有。
    
    
    　　即便走运，公司在社保问题上不玩太极，社保还是充满了变数。以五险一金为例，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实现联网。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想要跨省跳槽，如何把之前缴纳的钱转出来就很麻烦。这对于流动性大、薪水又非常少的八零后而言，显然是个不利因素。
    
    
    　　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个适合生儿育女的年代。在种种不确定因素面前，八零后们不得不在生儿育女问题抱谨慎态度。
    
    
    　　低生育时代的困惑
    
    
    　　中国人口生育率已经降到低水平，城市人口生育率更是降到极低
    
    
    　　“可爱的公民，请你们提高觉悟，给祖国多生孩子吧！”一些政府已经向他们的国民发出诚恳请求，人口萎缩开始让这些国家感到担忧。
    
    
    　　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下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这种状况不断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1997年，全球已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而现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生活在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社会中。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人们担忧的仍是人口太多。
    
    
    　　然而，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这个事实，早已悄悄地发生，并且已持续近20年，只是至今仍旧很少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生育率早已降到低水平
    
    
    　　“中国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早已是确立的事实。”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说，1992年中国生育率调查结果首次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此后的每一次生育和人口调查都显示生育率处于1.5以下，属于“很低生育率”，并正在接近“极低生育率”。
    
    
    　　在其他国家，低生育率走势一经发现，往往会震动政府和公众，引起高度关注。但在中国，情况却很不一样，尽管统计上的“很低生育率”已经持续近20年，但一直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都认为数据水分太大，中国实际生育率被严重低估。
    
    
    　　中国自199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计生数字和官员政绩挂上钩，从此漏报、瞒报数量剧增，数据质量越来越差。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国际社会不信任中国的计生数据，就连中国人自己也被搞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不知道中国准确的生育率，只能靠估计。”陈卫说。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是，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3，然而2006年国家计生委做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得到的结果是，2005 年生育率为1.74。两个全国性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率上的差距竟然达到0.4之多，这为判断近年生育率再添迷雾。
    
    
    　　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认为，瞒报和低报的情况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但按照一般规律，即使当年存在出生漏报，后来的调查，尤其是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推算出真实的生育率。然而现实是后期的调查不但没有大幅修正，反而一再肯定以往调查得到的低生育率。“可见漏报对统计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全局性的影响。”他说，中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可能性很大。
    
    
    　　对于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还有几种估计可供参考：联合国人口司最近出版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7》提供的2004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 1.4，美国人口咨询局出版《2007世界人口数据表》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估计是1.6—1.7。
    
    
    　　这些数字有一个共同指向，中国生育率确已降到了低水平。郭志刚说：“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城市生育率极低
    
    
    　　“世界上的极低生育率最早发生在中国的城市地区。”陈卫说，很低和极低生育率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已有20多年了。
    
    
    　　根据历次生育率调查，中国城市地区在1974年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1979年降到1.5以下，1984年以来(除1989-1990年)降到了1.3以下。
    
    
    　　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仅很早就达到了极低生育率，而且和香港、澳门一起，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极低生育率，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
    
    
    　　陈卫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西方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实现了从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极低生育率的转变。与其他极低生育率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地区从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极低生育率的转变更为迅速。
    
    
    　　中国城市地区的这一转变仅用了10年时间，而西班牙、德国、俄罗斯、日本则分别用去13年、32年、31年和46年。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目前中国生育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1993年，上海人口自然变动就出现了负增长，进入21世纪，上海户籍女性人口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0.8左右，达到了意大利人口学家Antonio Golini在1998年计算出的，一个人口规模足够大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所能达到的最低极限值：0.7－0.8。
    
    
    　　中国城市地区生育率极低，除了长期以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外，陈卫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是更加重要的原因。“特别是90年代以后，政策原因的重要性越来越削弱，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越来越加强了。”
    
    
    　　他说，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变化、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职业结构的改变，城市地区的婚姻市场变化、生活和工作的风险，年轻人对新生活目标和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养育子女成本的增加等，都促使人们推迟婚育，少生孩子。
    
    
    　　《新世纪周刊》联合新浪网的调查显示，在那些不想要孩子的调查者中，多数人是因为“经济基础不行，养不起”，“养孩子太累”。还有人自填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怕孩子压力大，女性单方面承受太多，居住环境差，活着是受罪等。
    
    
    　　而推迟婚育的一个结果有可能是，当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发现生育能力下降了，甚至不能生育了。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不孕率为10%～5%，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中国的不孕不育率由过去的1%-3％上升到目前的5%-8％，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现代社会中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增大了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都对生育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来说，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人口数量的减少。但有趣的是，中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在长期处于极低的状态下，总人口数还在不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比如上海，2007年户籍人口1378.86万，自然增长率为负数，但常住人口仍以3.04‰的速度在增长，原因在于这座城市还有660万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也对城市地区的极低生育率有所贡献。”陈卫说。
    
    
    　　很长时间以来，一提到城市流动人口，人们就会想起“超生游击队”。“但20多年来，流动人口生育率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它构成了中国城市生育率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卫说，他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1990年，流动人口生育率显然显著低于来源地农村人口，但明显高于目的地城市人口，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却证实，与农村和城市人口相比，城市外来人口成为生育率最低的群体。
    
    
    　　“大量流动人口不在移入城市生孩子，比如高校女大学生，她们为城市人口生育率的计算只贡献了分母，而没有贡献分子。”陈卫说，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对城市人口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后果很严重
    
    
    　　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化标准，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入老年型社会的城市，时间是1979年。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上海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上海户籍人口的20.8％，5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80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户籍人口的3.6％。
    
    
    　　“上海本地劳动力总量正在接近峰值。”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发现，2007年度上海市户籍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如果没有重大的户籍等制度改革，上海本地劳动力供应总量将开始减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在不断上升，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下降。”他说。
    
    
    　　人口结构老化和劳动力短缺，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人口学后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王丰说，目前，中国有高达1亿多作为经济发展主力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有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而这两个人口群的规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流动人口群体将不断缩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规模在日趋扩大。
    
    
    　　他推算，仅5年后，也即从2013年开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20～24岁)的规模将开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内，也即至2023 年，达到这个年龄组的人口规模比2013年时的要小1/4以上。“而这个年龄组的劳动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创造力的人群。这个人群规模大幅度缩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性劳动力规模缩小的影响。”
    
    
    　　王丰说，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导致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的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
    
    
    　　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性别比失调几乎成为东亚国家特有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陈卫说，在西方国家，低生育率并不会导致性别比失调，但在东亚国家，两者是有因果关系的。“原因是性别选择。”他说，在东亚文化中，男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被认为要比女性高，因此在只想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很多人会通过性别选择来生男孩。
    
    
    　　而性别比失调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婚姻挤压，即婚龄男子找不到对象，由此又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单身未婚者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性犯罪、非婚生育与私生子问题、独身者养老、社会稳定问题。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曾导致了大量“老兵人口”的养老问题、“山地社会”童养媳问题、离婚率上升问题和当时台湾社会风气堕落等。
    
    
    　　生育率下降也会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产生了所谓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即一个子辈、两个父辈、四个祖辈这样的倒金字塔结构。陈卫说，虽然未来严格意义上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在多大规模内出现，还是个疑问，但家庭子女数趋少，人口寿命延长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意味着子女负担父辈和祖辈的养老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为独生子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成长环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说，这种环境的本质特点是没有兄弟姐妹，缺少手足之情。“没有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游戏，儿童会缺少很多重要的心理体验，比如成就感、挫折感、信任感，而这些对于儿童健康人格的形成不可或缺。”他说，缺少手足之情的童年，幸福感会大打折扣。
    
    
    　　陈卫说，关注极低生育率的严重后果，就需要尽早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准备。一些极低生育率的欧洲国家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和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由于人口发展具有周期性、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把握不好低生育率的‘度’，将会导致难以逆转的长期后果。”
    
    
    　　目前，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已经制定了总和生育率为1.8的目标。在政策上，除了河南外，双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但是对于放开生二胎的社会呼声，国家计生委强调稳定低生育水平。陈卫说，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还不稳定，放开后可能会反弹。
    
    
    　　“以后人口政策调整的方向是，不论是不是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这样既有利于人口协调，也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陈卫估计，这个政策已经不远了，大概在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