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大逃港
1979年"5·6"事件前，深圳还出现过3次大规模逃港事件。也就是说，在中英双方于1951年封锁边界后的二十年里，深圳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偷渡。
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第二次是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第四次是1979年。最后这次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保持着高压状态，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发生在60 年代的那次逃港事件，更是波及全国持续3个多月，宝安县公安局事后调查形成的《宝安县有关外流情况综合材料》显示，1961年8月宝安县实行对外开放，放松边防管理。也是这次尝试性的开放，让本只是在宝安一地的逃港事件发展成波及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全国性事件。
1962年 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十多万人次涌入深圳，最后51395名来自12个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当时宝安实行宽松的边境政策只对宝安县群众，据统计这次逃港群众90％以上不是宝安县群众。这场风波后来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最后通过强行遣返、凭证明购买到深圳的火车票等措施才逐渐平息。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到70年代宝安县万丰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伙一伙地泡在万丰鱼塘、石岩水库、求雨坛水库里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到金秋收获季节村里根本没有青壮劳动力，因为不是偷渡成功已去香港，就是在偷渡中死去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