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法兰克福推雕塑展宣扬仇恨
在10月17日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大纪元时报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在“专制下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包括诗人贝岭先生、旅德社会学者仲维光先生和瑞典中文笔会理事陈迈平先生等就中国的语言污染问题、中文作家的任务是清除被中共污染的语言、现代中国作家从小被灌输共产党文化以及德国人如何识别共产党文化作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恰巧有人带了一份书展当天的专刊报纸，指着整版的《收租院》广告问与会嘉宾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书展内外到处可以见到巨幅广告：“《收租院》——100座毛时代的雕塑展”于9月至明年1月在法兰克福艺术馆展出。
贝岭：这些年都消失了，怎么又出来了，真是奇怪
中国在文革期间最有影响的《收租院》，现在登堂入室到德国的博物馆，变成中国三、四十年来的代表性的雕塑，其实这是一个标准的宣扬阶级仇恨、制造人性仇恨、制造对立的一个共产党的标准型的雕塑，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无数次的出现过。好像这几年都消失了，怎么现在又出来了，真是奇怪。
仲维光：《收租院》来得好 推荐去看中共真实用意
我倒是推荐大家都去看看那些雕塑，那就是共产党要我们成为人的模板。共产党就是用这个来教育我们中国的儿童。即便是正面形象也没有人性。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生活在那样一个气氛中，而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家庭气氛中，那他长到20岁时，他成为一个著名作家时，他会是什么样就可以想像。
这个《收租院》来得好，不仅《收租院》，而且《收租院》里的著名作家莫言先生也来了。大家应该都去看看中共的真实用意，看看共产党都重视什么样的人。
陈迈平：中共就是要对德国人撒谎 德国人要意识到这种猖獗
共产党是撒谎的党，比如抗战时他说共产党抗日，国民党投降。而真正抗日的是国民党，共产党只是参加一些小小的外围战。中共的抗战史是一部伪造的历史。正如《收租院》所描写的场景是不存在的，是编造出来的。
实际上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阶级就是地主，地主本身在中国文化中是很重要的。好多过去的文学家、诗人都是地主阶级。中共把这个阶级消灭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地主，它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消灭了他们的肉体，因为中共要争取农民的支持，它们丑化地主，说农民被地主压迫。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革命宣传里，毛泽东摆的姿势是和希特勒一样，这种姿势本身就是一种很邪恶的符号，但作为文化继承下来了。最可怕的是，它们要将它作为中国文化——假的文化，拿来展览，这也是它们的猖狂。它们明明知道这是谎言，但是它们告诉德国人我就是要对你们撒谎，就像是对着德国人，我照样摆希特勒的姿势，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德国人要意识到这种猖狂，如果一个纳粹份子还对着你们做这种姿势，你们会允许吗？中共表演到你家门口了，读者要自己判断是非。
德国小伙子中毒已深 全然不觉
然而对于大部份不懂中文的德国人来说，要分清什么是共产党文化，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那么容易分辨。诚如仲维光提醒的那样：“德国社会研究共产社会的专家，都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可惜他们不懂中文。中共和懂中文的汉学家给德国人看的，就是那些拼出来的万花筒。”万花筒虽然华丽，但并不真实。
研讨会结束后，记者在另一个展厅里突然听到耳边响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口哨声，回头一看，一位年轻德国小伙子带着他的中国女伴，吹着口哨、正从记者身边经过。
看来，要消除中共散播的毒素，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收租院》的背景资料：
《收租院》是1965年6月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与民间艺人一道，以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盘剥史为原型，集体创作的大型泥塑群雕。有26个情节组成，全长近100米。红卫兵们当年参观《收租院》，接受中共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大串联的一个内容。历时10多年的总参观人数以千万计（高峰期每天近万人次）。
在这组群雕配合、推动下的大规模政治教育运动，在气氛、心理、情感上，为文革的发动和文革中斗地主、斗黑帮、斗老师到派性斗争乃至武装械斗，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支援。
有研究者指出，这组群雕给人的强烈情绪是“阶级仇恨”，这是因为中共需要动员、组织工农运动。群雕的历史都是经过篡改的。所谓“恶霸”地主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实际上是刘文彩的鸦片烟库，长工坐水牢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
历史上的刘文彩既有助长烟毒、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面，也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一面。历史的刘文彩实际上是复杂形象的混合体。这种复杂形象的混合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但经过中共的“改进”，历史的刘文彩不见了，公众看到的是纯粹政治化的刘文彩。政治的刘文彩被官方定义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几乎集中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面目之狰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历史的刘文彩向政治的刘文彩的转化，主要是藉助肆无忌惮的夸张、歪曲、篡改、捏造等手段来完成的。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