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对派组织和黄雀行动之谜
——谈中共主动组建和利用反对派问题
徐水良
2011-1-9日
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先生（左二）
司徒华先生的去世和许多回忆文章的发表，包括“黄雀行动”的回
忆，在很多人读来，也许是温馨的回忆；但在我看来，却是颇为惊心
动魄的材料。因为这些回忆透露的许多材料，某种程度上证实笔者过
去的研究、怀疑和初步看法，即香港反对派组织在组织上也是中共主
动组建和掌握的看法；以及如果不是中共地下势力掌握、真反对派服
从，就不可能组织上长期保持统一，中共一定会搞破坏等看法；还有
我出国以前，一些曾经从事香港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香港黑白两道
都在中共控制之下等说法。同时，也在某种程度进一步证实一些朋
友，例如李洪宽先生等等的说法，即“黄雀行动”经过邓小平批准，
变成向西方输送特务的行动。“营救的所谓民运人士当中，夹杂了大
量的中共特工和干部子弟。这些人长期潜伏在自由国家，成为沉底
鱼。个别人或许将成为中共优秀间谍，活着被吸收为双面谍，甚至三
面谍。当然，绝大多数人慢慢地摆脱了与中共的关系，成为自由国家
的公民。”（引号中引语引自《李洪宽：伪造六四记忆：“黄雀行
动”》。）
我这里不谈对这些材料的详细研究。我这里只引用香港媒体和海外网
站的一个报道：
“1983年时任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邀司徒华、李柱铭组党。
家屯认为他们两人有不同背景，应分别组党，着李跟李鹏飞（后来创
办启联资源中心和自由党）组工商背景政党，司徒华有基层背景，则
另行组党，李指许跟华叔说：‘钱不用担心，新华社照住你。’两人
当然没予理会，还确立路线，不收共产党的钱，以及接受捐款不能附
带条件。”（新报记者：《李柱铭：华叔位置无人可代》）
司徒华和李柱铭是当时的香港左派人士，
反对党，1985年，
会成员。显然，这里首次公开了香港反对派组织香港民主党是中共主
动策动和发起，这样一个事实。
当然，由于反对64屠杀，司徒华和李柱铭被人大常委会撤职。当时
很多香港左派都采取了激烈反对屠杀的立场，包括新华分社正副社长
许家屯和张浚生等，我相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除了少数有特殊任务
的以外，这种反对屠杀的态度，也是真诚的。
但后来的发展，很多左派很快回到中共立场。其中回到中共立场的一
部分，因为特殊任务，仍然留在反对派阵营。也有一小部分真心脱离
中共阵营。
市民向六哥陈达钲献花
我不知道这些回到中共立场的人士，是不是都像被捧得很高的陈达钲
先生一样，内心里真诚地“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像陈达钲那样
真诚地转弯：“六四时我确实不解，现在想起来，政府是在没有办法
的情况下使出这一下策。万幸的是，六四以后，国家没有退步反而进
步。我觉得六四首先挽救了共产党，共产党比过去更聪明了，它从一
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一步步在进步。通过六四，共产党知道了人
民需要什么，于是后来有三个代表，现在又有和谐社会一说。这些进
步，都说明了六四的意义。”（引自《陈达钲：说出黄雀行动真相为
时过早》）
但至少，他们是回去了。没有公开回去的，有的有特殊任务，也有一
小部分真心脱离中共。对后两部分人的判断，往往很难。但是，关键
时刻，往往能够暴露真实面目。前些年李柱铭态度的转变，不久前民
主党的转向，至少向人们提供了做出判断的某些线索。
利用地下力量和间谍，是中共一贯传统。国共内战时，中共利用其地
下势力，渗透和控制国民党政府、军队、政党、情报机构，渗透控制
了国统区绝大多数媒体，大多数社会团体，对抹黑和战胜国民党，几
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中共主动组建反对派组织，笔者研究，迄今发现的情况，是在中共
建政以后。1950年代，浙江省公安部门，
经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批准，主动组建浙南反共救国纵队
共分子，欺骗台湾，并向台湾派遣特务，这是比较早的例子。
文革前中共公安部门普遍利用所谓的“灰色人物”，即从犯罪分子转
化过来的线人来破案，也逐步形成一套利用线人的办法。
79民运中，中共情报机构相当普遍地采用“筑巢引鸟、做窝养鱼”
的方法，有效地掌握和控制79民运。主动组建反对派队伍这个办
法，开始成为中共对付反对派常规手法。
1982年，中共把国内“筑巢引鸟、做窝养鱼”
策划8201专案。非常成功地组建和控制了海外民运。此事略早于
1983年许家屯策划香港司徒华李柱铭组党。
从此以后，主动组建和利用民运组织和其它反对派组织，成为中共在
国内外对付反对派的最最常规的手段。
但后来，因为中共与台湾方面的矛盾等等一些问题，产生了倒王事
件，海外民运分裂。中共虽然严重渗透台湾情报机构，但中共和台
湾，毕竟是敌对对立的政权，双方及其情报机构，必然产生矛盾。
64屠杀，天安门广场之所以没有像外围那样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屠
杀，与保护渗透到广场上的中共情报人员，很有关系。
64以后，民主中国阵线成立。老民联许多人，与新到海外的中共特
务，操纵和控制民阵。1993年，
合并。这之后，民运溃不成军。中共主动组建的反对派队伍的办法，
更加成为中共得心应手的办法。
此后组建的大多数民运组织，其背后推手，都是中共情报机构。
被中共普遍渗透和控制的民运和其它反对派组织，鼓吹告别革命，鼓
吹温和缓进，反对激进，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为中共维护稳定的
得力工具。
在中共权贵进行的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中，中共控制的这些自称自由
主义，鼓吹全盘私有化的民运和反对派人士，更加成为中共私有化大
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和得力工具，为中共权贵的大抢劫大掠夺立下汗
马功劳。
由于中共威信严重丧失，像四川地震、杨佳案、石首案、邓玉娇案、
钱云会案等等中共困难时期，调动主动组建的反对派，包括民运和维
权队伍中的地下力量出来，为当局讲话，为当局灭火，也成为中共的
常规手段。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中共击溃反对派的结果，就是一旦改革需要
一个统一的反对派组织，以便当作打交道的对象的时候，中共却找不
到这个对象了。他们利用民运组织搞大团结，然后搞大分裂，然后搞
大内斗，借以搞臭反对派的惯伎，也用不上了。因此，许多年来，中
共地下势力拼命组建“统一民运”，一直努力，企图主动组建一个由
他们控制的“统一民运”组织，但他们的努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遭
到失败。